建设世界一流、追逐大学排名，这似乎是亚洲大学都无法免俗的一场游戏。台湾高校过去20年来，迈出的教改步伐不小。相对于大陆院校，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学术和科研已跻身亚洲领先水平。但成天围着欧美高校设定的指挥棒转，做出了符合世界级水准的学问却无法解答本土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困扰和挑战。
    台湾高校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甚至在办学进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问题，能给大陆高校哪些借鉴和启示？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受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来沪讲学，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专访。--编者
    盲目将学院升格大学会升出很多麻烦
    文汇报：您一直关心高等教育的发展。台湾高校总体数量不少，但办学质量怎样？
    王汎森：过去20多年来，台湾许多原来的工专、商专，或技术学院都升格为大学。记得我念书时，台湾只有30多所大学，现在则有160所。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少子化”令生源变少，学校招生出现困难；同时，台湾的教育资源也被稀释。
    在台湾，即使是私立大学也需凭学校的表现和人数，领取教育部一定的补助。过去，教育部用同样的钱可以较为集中地进行资助。可当教育资源稀释后，力道就有所不足。
    胡适曾在1947年提出学术独立十年计划。按他的想法，一个政府应集中精力栽培10间大学，因为以其财力，只能扶持这么多。现代高等教育是非常花钱的。19世纪以来的大学所花的钱当然也不少，但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的工专、农专、商专等许多原来具有很强“实做”能力的学校，在升格为大学后，使用和普通大学一样的评鉴标准，只讲求做研究、写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实做”的传统丧失了，不管是画建筑图、技术改进还是农业培养。这个问题最近又开始被注意到。
    十余年前，我曾担任过一次全台湾科技大学评鉴的副总召集人，当时听了一些意见，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但不知为何没引起注意。等到这两年台湾经济衰退，人们才开始慢慢再度关注这个问题：公司、工厂觉得招不到需要的人才，可是大学又发现培养的人才过剩。其中部分蹊跷就在于缺少“实做”人才。人才是有分工的，大学培养了这么多高等人才，可是招工方不需要没有实做能力、只会写论文的人。
    其实，早期台湾企业里在第一线工作、最好、最有拼劲的员工往往是那几所有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也在发展生产的第一线。那次评鉴的时候，一个与会的建筑师说，现在从工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不会画建筑图了，都要从头教起。
    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必须既有研究高深学问，也有强调实做的。德国的高等教育就分工明晰，全世界经济萧条时，德国的经济相对稳定，失业率也低。相反，亚洲国家却把不同分工的高校全都变成一个模样，最后高不成低不就，高深的学问研究不如别人，实做的也不如别人。
    “过度紧张的地方”出不了高度原创性的学问
    文汇报：您曾不止一次谈到台湾高校过度竞争化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大学实行“优胜劣汰”，才能产出丰硕的科研成果，提升教育质量。台湾高校的情况如何？
    王汎森：我一直在观察台湾的整体学术表现，过去20年中，台湾高校学术质量进步很大。但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强调竞争而导致的问题。
    激烈的竞争把整体学术水平推到了“高原”的状态，可是真正丰沛的、原创的东西一时还出不来。适度的压力是有助益的，但过度的紧张会压垮人、出不了好学问。我们用这么大的压力，一直“逼”、一直“打”，终于打出了世界水准的东西，用英文在国际上和别人较量，但在世界级水准的研究上，却看不到更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没有独创的东西。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也被那些固定的标准绑住了。
    大陆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大学都在走同样的路，都在追逐欧美国家给我们设定的标准。达到标准固然不错，但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在我看来，是时候该追求有自己特色、有独创性的、还要能呼应自己社会需求的学术研究了。
    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另一个体现，是对大学世界排名的追逐。大学排名，真是一个很俗气的标准。台湾大学挂出横幅，要努力进“百大”，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校不是百大！台湾“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诺贝尔奖得主，他也是台大毕业的。每次看到这样的布条，他说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一个学校把“百大”当作一条命在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