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
    在美国传教士高理文（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版十五年前（1823），清代士人龚自珍对“当代史”进行了评述：为清初以来的学术定位。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将阮元的学术编撰分为十个类别：训诂之学（音韵、文字）、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含水、地）、金石之学、九数之学（含天文、历算、律吕）、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这里，既无“考据”一目，亦无“汉学”一词，皆为清初兴起的专门之学，其中不少学门还和二十世纪以后建立的现代学科大同小异。
    龚自珍何以对清代学术作出如此分类呢？张寿安在《专门之学》一文中指出，龚自珍所言专门之学乃是当时学界的共识，即使心向宋学者对此亦不敢忽视，而戴震之“明经”方法绝不是一般所谓单一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六书九数里的天文、地理、历法、算术、动植物及典章、名物、制度等皆为明经的范围，此即戴震所说“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张文认为清儒“说经”之传统在晚清还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经训之学”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只有与文本训解相关的知识才被视为必要的基础知识。清代专门之学兴起后，邻近学门都不得不自划疆域，文字、音韵、训诂、校讎、目录、律法之学皆然，从乾嘉“说经”到晚清“经解之学”的巨大转变令人讶然。近年来史学界对近代学科之形成多有著述，但大多偏重于西学之影响，张寿安独辟蹊径，注意到“近代”之前发生于“传统”内部的学术变革。她对围绕乾嘉之学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汉学、考据学、朴学、实学等提出异议，经过知识考古，力陈这些后人所创的话语皆不足以含摄乾嘉学术。
    今日人们业已习惯于以古今、中外等二元对立框架来思考问题。但是，当我们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或者接近历史现场，便会发现这种思考方式往往并非有效。关晓红在《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1905年晚清政府停办科举、导入新式考试制度，一时间给众多士子带来了巨大困惑。关文提到刊载于日本人创办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上的两则报道，曰某书院月课，以《亚力山大传》命题，有学生误释为“亚洲之力如山大之传记”；又曰某处岁考，题为“拿破仑足迹遍欧亚两洲论”，学生误解作“破仑之为物甚小，有柄焉可以拿，人苟拿之，则日行百里者，可则五百里”。“既拿破仑之后，则欧洲之大，亚洲之广，足迹均可以遍也”。这些笑谈里包含着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即停止科考是否造成了知识断裂？关晓红注意到，科举立停后，各地实施的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停科举的善后，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如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基本保留了科举的形式；二是针对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回国留学生的考试，根据优劣授予出身，这成为废科举之后取士选材的主要途径；三是作为文官职业选任考试的法官和巡警考试，反映了法政、巡警人才的专业化趋势。这说明所谓新旧知识的更替并不容易。在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生活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是在既有的知识/常识里加以拆解和意会的。
    那么，在立停科举之后实行的新式考试中，有哪些传统的内容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回忆幼时（1906年）受蒙学教育时的情形，父亲让其读完《四书》后，不是按照以往次序读《诗经》，而是念《周礼》，对此亲友们甚感不解。其实，原因在于1903年癸卯学制颁行后《周礼》进入了新的教育体系之中。同年，开明书店股东王维泰在开封购书时，看到“场前买书者，都为临文调查之用”，大家争购新书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孙青《“以〈周官〉为之纲”：清末新政前后朝野应用传统资源的纷争》一文考察了清末围绕《周礼》这一传统资源展开的诠释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
    戊戌变法前后，康梁维新论者从古文经《周礼》中“寻章摘句”，将其中“询国危疑”的记载与西方民主代议制度相比拟；张之洞《劝学篇》欲建构一种新的政论表述形式，以此作为论证变革合法性的资源。义和团运动后，清廷诏议变法，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揣摩圣意，试图借古文经《周礼》来阐述改革主张。孙诒让受命来完成这项任务，于1902年著成《周礼政要》一书。然而被张之洞和刘坤一联衔上奏的《江楚会奏三疏》所领先，后者成为清末新政的第一个设计图。孙青认为，《周礼政要》作为新政条陈尚属书生议政，但它立足古文派《周礼》，以典雅的文字比附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在当时的教育界深受欢迎，各种版本纷纷问世。从科举改革后的几届乡会试考题来看，有些考官直接要求考生以《周礼》来阐述西方政艺制度。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作为古文经经典的《周礼》渐渐被成熟起来的现代学科体系所容纳，成为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对象。
    在19-20世纪之交的知识革命中，对《周礼》的重新解释反映了清末士人从历史知识中寻找变革合法性的努力，这不能单单归结为“古已有之”之心理使然，套用罗伯森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可以说，是时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普遍知识”作出本土化解读的产物：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发明
    19世纪中叶后，中国经历过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来自西方的冲击：其一来自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日本，其二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初建立政权的苏俄。这两种冲击诱发了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冲动，最终型铸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革命特征。革命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
    其实，即使在传统语境里，“革命”也是理解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关键词。这倒不是因为《周易》里那段关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的精辟而带有宿命论的诠释，谶纬学里有“辛酉革命”之说，在六十年一甲子的循环里，革命成为循环往复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说来，早在1921年，日本东洋史学者小岛祐马就曾经探讨过儒家思想中对革命的肯定论（孟子）和否定论（荀子）之问题，从此文发表的年代来看，小岛应该是意识到了多事的“辛酉之年”--曾经在日本历史发生过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