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收录的岸本美绪、黄东兰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历史学中的时间和空间问题。“近世”一语见诸中国古代文献，指离现在较近的时代。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概念，既不陌生，也不熟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受欧洲近代史学的影响，以古代、中世、近世来划分历史时期。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近世”来界分中国历史，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响。early modern period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何种位置，这一问题近年受到欧美学界的关注。岸本在论文中首先回顾了early modern period在欧洲语境中的意义，指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产业革命，它跨越了从15-16世纪到18世纪末的三百多年的时期。在日语里early modern period译为“近世”，分别用来指称中国史和日本史上的特定时期。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从日本史研究中得到启发，于1909年前后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以宋代为中国史上“近世”之起点。在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围绕“近世”概念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派是所谓“京都派”，继承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法；另一派是所谓“历研派”（《历史学研究》杂志为中心），其历史分期中不存在“近世期”，该派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之影响，以鸦片战争为中国史上之封建时代与近代之分水岭。两派虽然主张各异，但在方法论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以欧洲历史为标准来审视中国历史。时隔多年，岸本旧话重提，当然不是要重温“近世”的学术史意义，她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不要急于给“近世性”这一概念下实体定义，而应该关注16～18世纪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摸索新秩序的。
    关于“时间”的思考必然要涉及历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空间问题。现象学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 Yi-Fu）在《空间与场所》（Space and Place）一书中曾指出，比起“场所”（place）来，“空间”（space）更为抽象，当最初不甚分明的空间被赋予某种价值之后，就逐渐变为“场所”。如果我们把“场所化”的现代国家的历史叙述还原到近代之前的“空间”里去的话，便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场所化的历史叙述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一文通过分析教科书文本，考察了尚处萌芽时期的日本东洋史的中国表述，尤其注意到近代日本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定位中国这一问题。该文着重分析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指出虽然二者的知识来源主要为中国历代正史，但是在体例上都受到欧洲万国史的影响，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中国正史的新的历史叙述模式。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援引欧洲万国史“上世、中世、近世”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史的时间纳入了作为“普遍史”的万国史的时间之中。从江户时代到明治中期，中国史从武士阶层子弟研习圣人之道的必修之学一变而为外国史、再变而为东洋史--即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之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日本知识人的心目中也由以往的文化认同所在变成了文化上的“他者”。许多日本学者已经指出，近代日本通过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将中国“相对化”--来确立自我认同。黄东兰认为，“相对化”的内在机制是双重意义上的“差异化”，一是面对西洋的自我差异化，一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洋/亚洲的“再差异化”。同时也使日本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既是东洋，又非东洋；既认同亚洲，又游离于亚洲之外。
    第四卷收入的顾德琳（G. Mueller-Saini）和仓田明子的文章，分别从概念和文本两个角度对近代知识的形成问题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顾德琳在《近代中国和“人种”概念--“全球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探讨》一文中，依据罗伯特森（R. 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探讨了race一词在中国语境里的不同表述。高理文在前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对以“打猎钓鱼，张弓放箭”为生的印第安人有如下描述：“言谈举止，皆出类拔萃者，不知其始自何来，即他亦不自知，惟见其行藏，有如亚细亚之苗人焉”。这些“苗人”（作者有时也称之为“土人”）具有怎样的身体特征呢？“昂昂数尺，视其体肤，则若红铜之色。见其眼发，则有黑漆之光。其发长而粗，其身高而力，其心明且哲，交友言而有信，处仇不共戴天”。这一段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人种概念的“可视性”特征。显然，高理文关于印第安人的描述并不带有人种歧视的色彩。
    人种概念于19世纪传入中国。关于中国的人种意识，冯客在1992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人种话语》（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列举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昆仑奴”（黑人奴隶）等歧视用例，指出近代中国对不同肤色者的人种歧视观念乃是“古已有之”，甚至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没有根绝，具体表现为基于阶级出身的血统论。对此，顾德琳在论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在比较中西“人种”叙述后指出，虽然宋代以来汉人文化中出现了“前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因素，但是，界定彼此间差异的标准并非生理上的可视性特征，最终取决于文化政治因素。近代中国的人种观念来自外部：“一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介绍，二是日本的翻译介绍，后者的影响更久远”。作者的论述围绕“我们是否为黄色”和“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展开，提出人分五种及中国人为黄色人种都是外来的观念。顾文揭示的近代中国人种知识的外来性和复杂性问题，当我们考察清末民国时期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许多概念时，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第四卷收入的仓田明子《〈资政新篇〉中西学知识与基督教的影响》一文，涉及到文本的形成和变迁中的内外要素之相互作用问题。和以往关于《资政新篇》的研究不同，仓田没有着力于分析《资政新篇》中各项提议的进步性，而是着眼于洪仁玕作为基督教徒的特殊经历，从他在上海、香港和传教士相处的经历入手来探讨《资政新篇》之知识来源问题。仓田通过比较《资政新篇》与传教士出版的《遐迩贯珍》等书刊的内容指出，洪在香港期间获得的关于世界各国的地理、政治等知识，后来直接反映在《资政新篇》的许多政策提案之中。书中的基督教教义是“正统的”新教教义，与洪秀全提倡的“上帝教”教义存在尖锐对立。可以说，仓田的论文为沉寂多年的“显学”--太平天国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