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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档中珍品 两次发掘的汉简，多为木简，竹简极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简长度为汉尺1尺（23.1厘米）。简牍形式与文种：有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孔释：“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检（覆盖在简牍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证、身份证或相当于今日之护照）；棨（出入关津用的凭证，亦称“棨信”，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为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其文字为鸟虫书。）；签（亦称“遣策”，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多棱之觚（在一块方木的四面写字）；两行（加大宽度的木牍）；削衣（将木牍上错字削下来的木片）等等。还有其字体有小篆、隶书、章草。 这批简牍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如“检”，此次人们首次见到实物，方知在“检”上还写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发掘出一“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官职“甲渠官”，右侧“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侧小字写上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检”下端有一凹处，用以绑上细绳，绳之结头封上泥，泥上盖钤记，别人则不便私拆了。因阳文印章盖在泥上，字成阴文，不明显，易仿造，因而纸张发明前，简版泥封多用阴文印章，用阳文印章乃发明纸张之后的事。从发掘的“检”中可知汉代公私信件以这种方式传递，进而还可了解汉代公文和邮传制度。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塞上烽火品约》第九条：“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说如果匈奴人攻来，守要塞者来不及燃薪，或被围困而无法燃薪，邻近的烽火台有义务点燃自己的薪火。 《品约》第十条：“若误，亟下烽灭火，侯尉史以檄驰言府。”若万一信号有误，立即“下烽灭火”，由侯官的尉史将书面报告驰报都尉府。 《品约》第十四条：“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举烽，燔二积薪，和如品。”匈奴来犯，（不满千骑，只烧一积薪；超过一千人，烧二积薪；两千人以上，烧三积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势大小判断来敌之数。 《品约》第十六条：“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告入，走马驰□以夜，急疾□□□。”匈奴入侵，天气恶劣，无法点薪，则应立即写书面报告驰送上司。 上述几枚木简的内容，形象描绘出长城要塞，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动画面。 四、珍品中的珍品 长城不仅起到御敌作用，它还是联系各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有一枚汉简十分难得地记录了汉朝和各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就屠……”，记载的是何事呢？查《资治通鉴》载：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郑吉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管理西域的乌孙、大宛、康居等36个属国。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汉宣帝特下诏书曰：“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畔）。”这枚木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以后西域发展为50个属国，“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汉王朝册封。 尤为难得的是，还发掘出完整成套的册书，毫无缺损。如贝格曼一行在张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广地侯官遗址发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简编为一册，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极为罕见的是，出土时，这77枚木简不仅次序未乱，而且编绳残迹犹存，由两道麻绳编缀而成，出土时裹作一卷。对研究汉代整理和保存木简档案的方法，提供了仅见的例证。其内容为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广地侯官下属的侯长向侯官的报表，按月上报兵器状况，记载了烽燧中各种兵器的名称和数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头死罪敢言之”为汉代公文的固定用语。 1974年前后发掘出《甘露二年御史书》一套，木简三枚，约500余字，相当于今日的通缉令，是一套法律档案，其内容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署名为“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郡太宁”的一道律令，追捕一个女逃犯。她是汉武帝女儿盖主的贴身大婢，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盖主死，她家牵涉到谋反罪，判处“绝户”（剥夺宗室籍，幸存者一律免为庶人），这个大婢乘乱逃跑，未被抓获。甘露二年，大婢的胞兄，是盖主之弟、汉武帝第五子广陵王刘胥的马车夫，犯了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连，罪名是“大逆同产”，而被追通缉。 这套通缉令木简是给张掖太守的，张掖太守又将文件转给各都尉，都尉又转给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转给各侯长。发掘出的这套木简反映了汉王朝中央政府发布文告、律令的文书形式，以及边塞各级官署上下级组织关系，和公文传递时的层层照转关系，对于研究汉朝的政治制度及文书档案制度，意义重大。 发掘出36枚木简一套的《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记载了东汉建武三年（27年）甲渠塞鄣侯官一个叫粟君的，诬陷雇工寇恩欠他的债，告到居延县里，县官查明情况，做出公正判决的经过，是研究汉朝司法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贵档案史料。这一套木简按案情发展阶段和公文程序，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的木简，粟君向居延县官上劾书告发寇思欠债，居延县将劾书转给寇恩所在的都乡，都乡专管刑讼的啬夫（官名），复审寇恩，啬夫依寇恩的口供写了爰书（复文）回复居延县，认为寇恩不欠债。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县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县“更详验问”，居延县下文都乡再次验问。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啬夫再次审问寇恩，写成爰书。 第三部分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啬夫把坚持原口供的初三日爰书再次上报居延县，并将十六日书以附件形式随同呈上。 第四部分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衙接到都乡爰书后，给甲渠侯官的移文，并抄附都乡爰书和给居延县的报告，甲渠侯官将这份文件连同爰书一起存档，并标其卷名为“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一组木简不仅给我们展示了汉代诉讼程序的全过程，还客观地记录了汉代衙署形成文书、上报下达、存档立卷的原则和方法。例如，木简的第四部分居延县衙给甲渠侯官用“移文”，就很有讲究。“移文”用于两个平级衙门或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机关。居延地区甲渠侯官相当县级，且又是军事单位，而居延县衙是地方政府，因而用“移文”，这种作法和“移文”文件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 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共16枚木简编连而成，内容为汉成帝刘骜永始三年（前14年）臣僚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诏。这组木简从内容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丞相方进、御史孔光给成帝的奏章名称。 第二部分：共6枚木简，记载了方进、孔光奏章的内容，如奏请颁布“除贷钱它物律”，规定“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的禁令，以及永始三年成帝的批诏，为本组木简主要部分。 第三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了永始三年七月丞相方进将皇帝诏书下至“少府、卫将军、二千石”和各州郡刺史、郡太守诸官吏。 第四部分：共4枚木简，记载当年十月张掖太守谭、守郡司马宗行长史事，将诏书发布至肩水金关啬夫“令民皆知之”，事后此组木简为肩水金关啬夫收藏。（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这批珍品中的珍品之发现，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历史原貌，而且将汉代文书档案制度栩栩如生、无可替代地描绘和展现给了后人。 综上所述，20世纪两次发掘的居延汉简，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变动，边塞动静，军纪处理，奉廪劳作，物资输调，物品出入、检核、折伤等等。此外，还有邮信、名籍、牒书、爰书、勋状、存档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等。这些汉简乃我国长城历史的真实记录。在挖掘过程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其出土场所、层位关系的记载，都十分准确而清楚，发掘后的复原和整理皆十分规范、科学，海峡两岸对其保存也都精心、重视，未受到人为破坏。 居延汉简的出土，对研究长城乃至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状况，均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有的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以其价值而言，列为我国档案界20世纪的“四大发现”之一，当之无愧。 原文题目《汉之遗墨国之瑰宝--居延汉简述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