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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免谈陈寅恪(6)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近代中国 易中天 参加讨论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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