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一篇讲中国近代史的旧作，作于今年四、五月间，在箱底压了半年多，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在十月间，放在博客上，供大家阅读批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进程，还是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以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界的话，前面我们是在民族危机和灾难深重中跌跌冲冲地慢慢跋涉过来的，49年以后的历史，我们同样也是摸索中不断前进的，邓小平说过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换一句话，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摸索着前进的，现在人们喜欢说中国的崛起，换一句话说从49年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逐渐摆脱别人的指挥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毕竟走过来了，中国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已是举世瞩目的对象了，我们并不讳言，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那一个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可以站着摸索着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又是与世界各国人民最友好的国家和民族，总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教训，都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坚实、更有力。我们不会忘记先烈们的牺牲和功勋，不会忘记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也不会漠视前进途上还有不少艰难困苦需要我们去努力战胜，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屈不饶地继续奋勇前进！我们深信将来会更加美好！前途更加光明！由于文章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文的重点只能放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全文较长，我准备分五次刊载。全文共有十一小节。
    一。导语
    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为其宗旨，它的政治遗产便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起草的《临时约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会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议会迷，他正是为了国会选举被袁世凯暗杀的，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日子，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许多问题我们得从清末的种种状况说起。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前一个时期我读到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关于《孙中山评说》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刘再复跟着发表妙论说：“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我记得杜光先生也有过一段非经典的话，他说：
    “袁伟时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从这一大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应该重新评价，应该遵循清末宪政运动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都走错了道路。
    这里应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谁打断了立宪运动的进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给袁世凯仅仅是“道德光辉”吗？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那里？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没有走错路？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要把历史事实客观地摆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