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廷最致命的一击是上海和苏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继宣布独立，与湖北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光复江宁，这样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与南方对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了，而袁世凯又是骑墙的态度，把清廷作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派在这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达武汉，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汉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机关，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私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百姓有选举与被选举、纳税、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由议会制定，议会的议员由民选议员组成。《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多地反映所谓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带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那是清廷《宪法大纲》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个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二月三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都督府代表选举，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的职权包括立法、表决每年财政上的预决算、议决税法、币制、公债等事项。大总统负责对外宣战、媾和、缔约，任用各部长、外交专使。中央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等部。国民大会由大总统负责。汉阳失 守以后，各省留沪代表决定以江宁作为临时中央的所在地，江宁改称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个省的代表抵达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来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讨论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大家倾向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是国家的象征，在非常时期应由总统独揽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当选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时，提出了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一月三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临时参议员，成员包括来自十七个省的三十八位代表，会上决定起草《临时约法》，三月八日由临时参议员一致通过。三月十一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正式对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它宣布“主权在民”，即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的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人民享有七项自由权，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其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这次《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大总统虽有总揽全国政务的权力，但必须受制于内阁。大总统颁布的法令，必须得到内阁总理和相关国务委员的副署。《临时约法》所以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如果南北和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以便借助于内阁制限制袁世凯专权。如果把《临时约法》与清末的《宪法大纲》作一比较，究竟哪一部宪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取向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怎能把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临时约法》置于一边，而去继承一九〇八年的《宪法大纲》呢？在这件事上的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杜光在文章中所说的要我们现在还要去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显得荒谬和滑稽了吗？问题是这些人民民主的权利，不是有了法制规定，就能完全付诸实施的。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李泽厚与刘再复把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说成是“道德光辉”，那仅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辉”吗？是不是不主动交出权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辉”了吗？这些事还得放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盟会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清廷为什么会逊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让给袁世凯以后结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道德光辉”究竟要得还是要不得呢？这在我脑海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回答这些疑问，我怎敢对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赞赏的“道德光辉”表示苟同呢？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当时的地位和状况。我们知道袁世凯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载沣下令“回籍养疴”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要他下台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在家闲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亲信逐个除去，如赵秉钧休致，唐绍仪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问题是袁世凯在清廷的人脉关系太深太广了，地方督抚和带兵的将军很多皆为其私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的。至于北洋各镇管带也不是清廷满洲亲贵所能随便插足的，他们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一旦有事，这些亲贵们便惊慌失措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清廷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端方便奏请启用袁世凯代替四川的赵尔丰。清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武昌起义使清廷更加震惊，朝廷内外都认为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而袁世凯则把时局动荡看作自己东山再起千载难逢的机会。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一日是他五十二岁生日寿辰，正是双喜临门，他在那里大摆寿宴，亲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机四起。他装模作样地停办寿宴，表示“此乱非洪杨可比”，“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现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价的问题。清廷要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直接镇压武昌起义。然而清廷给他的这点权力，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义来要挟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启用那些被开缺的旧属，为此他把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以及仍在位的旧部冯国璋等都找到彰德来商量对策。于是袁世凯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以拉拢立宪党人，组织责任内阁，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并保证足够的军费。故武昌起义本身给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逼迫清政府把全部军政权力交给袁世凯以平定南方的革命运动。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决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汉口，既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同时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他回到北京，重新组阁，阁员皆是他的党羽和旧属，又请在南方的张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求立宪派对他的支持。以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与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合作，从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议中，进而分化瓦解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可见，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北洋六镇的实力作后盾，要挟南北双方，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故陈伯达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此话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