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袁世凯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革命阵营内部立宪派的态度。那个时期立宪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张謇了，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在江苏他是工商界新兴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与袁世凯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颇深，他又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为江浙一带立宪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义以后，他从反对转为参预，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他希望通过南北和议牺牲清廷来帮助袁世凯收拾残局，从而在全国避免兵乱，尽早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张謇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与袁世凯亲信赵凤昌、沈思孚等商定从拥袁开始，先促成袁为内阁总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议中，拥戴袁世凯为共和国的总统。为此张謇既可以通过赵凤昌与袁世凯联系，也可以与袁世凯密电往来。而江浙的立宪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张謇的密电明确告诉袁世凯，“甲日倘退，乙日拥公”换一句话说只要清政府逊位，南方的临时政府立即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张謇的这个态度，几乎是革命阵营中所有立宪派成员最基本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立宪派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内部的状况又如何呢？
    武昌起义以后，是黄兴担任湘鄂联军的总指挥，汉阳一战，南方的革命军被北洋军打败，汉阳失守，黄兴迫于汉阳龟山上北洋军的炮火，主张放弃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袁世凯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议。各省代表到达南京以后，准备组织临时政府，这时代表们认为大总统的位置应该留给袁世凯，选举大元帅代行总统的职务，先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议被黄兴拒绝。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作为北洋军的代表，伍廷芳作为民军的代表，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将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政治姿态实际上是用来向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后，立即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便立即让位于他，请他来南京当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那么软弱，一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二是革命阵营内部阵线复杂，既有立宪派在内部与袁世凯遥相呼应，革命派内部在组织上亦无法统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合作得很好，而同盟会内部却无法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持的背景下，孙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临时约法能牵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南京各种力量共同确定的方针。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孙中山与国会才正式辞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临时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凯必须遵守。孙中山想用这三条来约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不至于过于出格。这样一纸文书，能约束得了以北洋军作为后盾的袁世凯吗？显然不可能。袁世凯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这些约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搞了一次兵变的游戏，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故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辉”的高尚行为，而是袁世凯阴谋的步步得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什么“临时约法”，内阁负责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都无法改变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的既定方针，人民在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什么谦逊的道德光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历来都是由阶级和阶层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今天来宣讲孙中山的“道德光辉”究竟要谁来谦逊地让出国家权力呢？这个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意会得了。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中国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凯在北京致电参议院，表示愿遵照参议院所定的办法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由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誓。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袁世凯提名总理人选，然后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孙中山代表同盟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那时同盟会是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经立宪派代表赵凤昌协调，采取折衷的办法，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解决这个矛盾。表面上是同盟会这个多数党组阁，实际上是北洋实力派在组阁。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组阁，三十日发表内阁人选，外长是陆征祥，内务部长赵秉钧，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财政部长熊希龄，司法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交通部长由唐绍仪兼任。在组阁过程中，革命党人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怎肯放弃兵权，改为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这样一个内阁，袁世凯把持了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部门，财政亦在立宪派手中。这样一个内阁是混合内阁，袁世凯北洋军系及立宪派在内阁中占了优势，天然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内阁。三月间解决了内阁成立的问题，四月上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依照《临时约法》议员由民选，每省五人，议员总额为一百二十六人，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举行开院典礼，到会的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旧议会的交替。这样一套参议院的班子，这样一个内阁组织，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规的民主议会政治道路呢？答案显然不是依靠理论上逻辑推理所能成立的，因为这一套从法国移植过来的议会和责任内阁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看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如何控制内阁和操纵各个党派在参议院活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