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与清末的立宪运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客观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明确地回答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在《孙中山评说》中所提出的问题。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必要吗？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宪法大纲》并没有挽救清廷的灭亡，但辛亥革命则开拓了共和国的新纪元。我们该纪念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师选择在哪一天举行的，是那时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看一下各个势力集团如何推动这一事变的发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动它哪个方向发展。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结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谁要公开复辟帝制，谁就一定失败。新的历史道路不是康梁开辟的，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派开辟的，所以我们两岸的同胞都不会忘怀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们还是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说起，看看李泽厚先生究竟说得对不对？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以后，从形式上讲还有一个宣统皇帝，那是一个幼童，清廷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掌控国家权力的全局，再也没有凝聚力了，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不可能持久，权力再分配必然会通过各种事变演绎开来。从当时的形势看，无非是这么几股力量，一个是一部分地方督抚有武装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们，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南方则是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另一部分是宪政运动中崛起的各地立宪派，各地的咨议局是他们活动的基本地盘。这二股力量之间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会，在内地则有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革命组织，他们有的与各地的会党结合，有的则渗透在新军中。清廷权力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武装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国时靠八旗这支军队，以后靠绿营，再以后是靠湘军和淮军，以及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已没落，不足支撑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训练新军。这支新军武器的配置和训练方法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这支军队的管理还是传统的，士兵、军官与将领之间存在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及保定军官学校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北洋六镇，本质上没有改变“兵为将有”的基本格局。摄政王载沣感觉到袁世凯的存在，北洋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对清廷皇室的权力是一个威胁。慈禧与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实际上再没有人能够制衡袁世凯了，载沣想杀掉袁世凯，得不到奕劻和张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发下上谕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虽然下台，北洋将领却仍然听命于他，载沣实际上仍然没有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来支撑清廷，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个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应该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要推迟一年半载。”一九〇九年咨议局在各地陆续成立以后，四川咨议局议长是蒲殿俊，副议长是罗伦、萧湘，他们成了四川地区立宪派的领袖。蒲殿俊是进士出身，与汤化龙、谭延闿等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领袖同年，私交甚笃。蒲留日归国以后，曾在邮传部供职，短期参加北京宪政编查馆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议局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当地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当时邮传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中央准备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紧绌，向外借款成为筹款的一个重要办法，以路权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成为通行的办法。蒲、罗等咨议局的成员反对铁路国有化，自行组织川路公司，咨议局五人当选川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争路权一是争咨议局的政治权力，二是争筑路的经济利益，这样与四川当地的地方利益也结合起来，故护路运动迅速成为四川的群众运动。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在成都发起罢课罢市抗议路权国有。九月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法诱捕蒲、罗等人，群众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所捕人员，赵下令开枪镇压，三十二人死亡，结果全川大乱，四川的护路运动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四川局势失控。
    武汉地区的新军，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渗透，新军中先后出现了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革命团体，参加这些社团活动的多达三千人。对新军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伤，四川因护路运动而局势不稳时，准备从湖北调军队进川镇压，为武昌新军起事准备了客观条件。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党达二千余人，同情者达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谋起义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孙武，因制造炸弹意外爆炸被捕，起义计划暴露，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党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义，新军工程八营攻下楚望台军械库，迅即占领武昌，次日汉口、汉阳亦相继光复。湖北武汉三镇的起义，撕开了清廷统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辖的二十四个省区，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脱离了满情政府的统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各省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如武昌起义以后，是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支持促使局势迅速稳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职位。湖南的独立，最早是革命党人焦达峰任总督，他被杀以后，是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任总督，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联合，稳定了湖南的局势。广西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长德藩等说服巡抚沈秉坤、巡防营统带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独立，这是两派联合与当地执政者协商解决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基本相似。江苏的情况有些特殊，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是张謇，武昌起义当天，他在汉口料理大维纱厂的事务，他离开武昌到安庆去时，正是武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直奔江宁，要求铁良出兵镇压武昌起义，铁良没有同意。他于是到苏州找巡抚程德全商议，去电北京，要求速开国会，改组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十多天内，他还想着挽救清政府的崩溃，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势已去，他又转向革命派，赞成共和了。在一个月之内，张謇的政治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方面出于立宪运动三次请愿对清政府的失望，而与革命派联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权的各地实力派能一起维护时局的稳定。故立宪派成为摇摆在南方实力派及北洋军阀与革命派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们幻想依靠实力派的武装力量，真能与革命派一起在中国走议会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实力派与革命派走得比较近，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则以清廷作为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谋取自己在全国权力的支配地位。他们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国家权力、地方权力，至于政治主张那都是他们用来忽悠百姓的一种手段，他们与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周旋，实际上是玩弄权术，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