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围绕革命与改良的争执逐步让位于革命崇拜或唯革命主义。经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五四文化革命、国民革命及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渐渐成为国共两党毫无争议的价值判断。尽管国共两党对革命的意涵有各自的解读，但抽象的“革命”口号几乎成为进步、正义的代名词，这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政治家来说，必须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作出抉择。在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甚至军阀都给自己贴上“革命”的标签，唯我独“革”，而对政敌则以“反革命”冠之。
    与革命相比，“协商”一词更易生歧义，尤其是对协商的价值判断。本文所指的协商包含着谈判、妥协、让步、和解、折衷、合作等含义。在中国人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协商几乎无处不在，但鲜见有关国家权力分配的协商。在20世纪协商引起国人的关注当是武昌起义后的南北议和。早在议和之际，在革命党人内部对议和持反对意见者就不在少数，而议和后的历史发展更支持了当年反对议和者的预言。在反对者看来，正是由于此次议和断送了革命的美好前程。协商或妥协也就意味着政治失败。初尝妥协苦果的革命党人确信，中国政治前途当在于进行毫不妥协的、彻底的暴力革命，这一论断在“宋案”及袁氏的帝制活动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二、孙中山：一个执着的协商者
    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协商、谈判、妥协。这大概是20世纪中国“革命家”中的一个另类。他一生中的协商活动既包括与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广泛接触，也包括与国内政治对手的协商；此外，还有革命阵营内部的协商与调和。他在处理革命与协商、暴力与议和关系时，选择的天平通常是向协商倾斜。
    1.辛亥革命时期的议和
    从一般意义上讲，大清王朝是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冲垮的，但直面清亡民兴的历史过程，这一表述就显得过于笼统。从当时的政治生态来看，站在专制王朝对立面的除了革命党人，还有立宪派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事集团。在推翻清廷这一点上，这三股力量有共识，但由谁来取代清王朝，三者之间又有冲突。其中最有本钱与各方（包括列强）接触对话的是袁世凯。这种政治生态也就使得清亡民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甲乙替代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协商与妥协的过程。
    武昌起义后不久，袁世凯与黎元洪间的协商就已启动。汉阳失守后，袁世凯又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斡旋停战。12月18至31日南北议和在沪开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的议和，南方的负责人主要是黄兴和黎元洪，但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对此有重要的影响。他在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本可立即回国，主持大局，“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9]（p.244）孙中山绕道欧洲，一路上都在设法与西方大国的政要接触，以谋求列强对革命党人及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在政治及财政上的支持。11月16日上海《民立报》刊登孙中山告各国书，其内容是承认列强在华的权益，希望列强对战事保持中立。该文告也向国内的革命党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此次暴力革命当是有限度的。
    分享革命果实的欲求对大多数革命党人来说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分。12月21日当孙中山抵达香港时，胡汉民、朱执信等全然不顾三天前已在上海英租界南北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展开的议和，极力劝他留粤，整理各军，得精兵数万后，“以实力廓清强敌，乃成南北统一之局”。胡汉民等人的建议，从同盟会夺取全国政权的角度看，未尝不可考虑。此前同盟会在两广一带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现在两广易帜，自然可以作为革命的大本营。而孙中山则坚持认为，“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3]（p.569）既然通过军事冒险无建立共和的绝对把握，那就应该退而求其次。
    可以说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两条线上同时展开对话与协商，一是由黄兴等人主持的南北议和，二是孙中山与西方大国的协商，凡此与军事行动几乎是同步。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革命党没有战胜清军的绝对优势及控制全国的能力，同时不能小视孙中山个人此间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内革命党人产生的影响。
    孙中山就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其“临时”二字固然是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同时也意味着孙中山先替袁世凯担当起这一角色。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当日孙中山在上海致电袁世凯：对于即将就任的总统一职系暂时承乏。
    孙中山就职后，一方面为夯实民国的基础而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履行自己的诺言，积极与袁世凯展开和谈，以最大限度地将袁世凯就任总统后的施政纳入民主共和与法制的轨道。
    要协商就有妥协，但妥协不等于投降，其中还充满斗争与讨价还价。在制度的安排（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定都（北京还是南京）、清帝退位的条件、临时大总统合法性的取得等问题上，孙中山大多能掌握协商的主动权及议和的节奏，与袁世凯进行了缜密的、有理有节的政治协商与斗争。如在大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取得问题上，当时至少有三种解读：
    一是朝廷方面：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的退位诏书称：“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0]（p.183）据此，未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但为清廷的延续，且出自清廷的创造，这是朝廷在最后一刻所显示出的政治智慧。
    二是袁世凯：同日袁世凯对清亡民兴作了自己的解读。他在就此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时声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0]（p.136）这是在凸显经他签字，才“终”帝政之“局”，“始”民国之“基”，以示其权势得自清廷的禅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