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孙中山政治思维的形成
    不可否认，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但他首先是一个矢志振兴中华的爱国者。革命对孙中山来说只是达到振兴中华的手段，但这不是唯一或排他的手段。在孙中山看来，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暴力主义与和平主义并非绝对排斥。孙中山的这一政治思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便在现在也具有独特性。问题是孙中山何以形成此种独特的政治思维？
    人的思想与思维特征的形成往往与其早年接受的教育与生活背景关系甚大。孙中山与同时代的革命家不同，他长期接受西式教育，并笃信基督教，又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长期生活。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成熟的民主国家之一，其守法观念与解决国内政争时的非暴力主义原则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影响。法治与人治，非暴力主义与黩武主义正是现代民主国家与传统专制帝国的差别所在。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民主法治国家，其价值取向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04年8月他以英文发表在美国报刊上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就说：“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3]（p.255）
    1911年底在他抵达香港时与胡汉民等人的谈话即表现出对黩武主义的厌恶。他说：“今如君之言，不径赴中部应民众收拾时局之望，而专返故里从事养兵，人其谓我何？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3]（p.570）
    现代政治家在解决国内政争时不仅守法和崇尚和平，而且对权欲表现出大度的胸怀。大凡政治家无不有权欲，但通过票选一旦失去权位通常能尊重民意，坦然接受竞选失败的事实，并向获胜者致以祝贺。西方政治家的这种人格对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孙中山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武昌起义后不久，孙中山在海外就对推举何人当总统表现出对权势的大度：“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3]（p.547）
    概而言之，在孙中山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政治思维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多见的，唯其如此，他的许多举动也不为时人所接受，这也是导致他多次碰壁，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但是，孙中山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否定此种政治思维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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