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随着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黄河中下游地区迎来了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虽然，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旱作农业为主体的，但在粟作农业发展的同时，稻作农业也在孕育发生。从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直到夏商时代，尽管其间气候状况发生过冷暖起伏，稻作的发展也存在有波动变化，但在整个全新世大暖期，稻作农业基本上都在逶迤发展着。实际上在全新世大暖期存在着一个粟稻混作区，其范围随着气候变化也在不断波动变化，但大体区域在黄河与淮河之间，[61]这是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所处的南北生态过渡带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到夏商时代的早期稻作农业，经历了长期演化、不断进步的发展历程，奠定了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乃至北方地区稻作农业的基础，对黄河流域农业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充分显示了气候变化对农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注释：
    [1]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2]杨钟健、刘冬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伍献文：《记殷墟出土之龟骨》，《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3]见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4]胡厚宣：《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三十四（1945）年版，第4页。
    [5]胡厚宣：《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三十四年版，第31页。
    [6]胡厚宣：《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三十四年版，第182页。
    [7]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民国三十四（1945）年版，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8] 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4--15页。
    [9]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44－145页。
    [10]张秉权：《商代卜辞中的气象记录之商榷》，《学术季刊》第六卷1957年第2期。
    [11]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2分，《庆祝王世杰先生八十岁论文集》，1970年12月。
    [1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3]吴耀利：《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14]张居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水稻距今约8000年》，《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31日第一版。
    [15]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16]张居中：《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2-129页。
    [17]张宏彦：《渭水流域全新世环境变化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151页。
    [18]何德亮：《山东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63页。
    [19]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华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3-84页。
    [20]孔昭宸：《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21]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22]姚政权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