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位于中国的中北部，黄河流域中游。其东越太行山与河北平原毗连，西与陕北高原隔河相望，北以外长城与内蒙古为界，南隔黄河与河南为邻。山西地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明绵长。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中华农耕文化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山西在中国版图上的区位优势和古代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一、山西悠久的农耕文明
    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山西境内的许多地方。山西西南部芮城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早在18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而且确认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骨骼的颜色是火烤所致，表明西侯度的远古居民可能已经开始认识火、并懂得火的使用。这样，人类用火的历史当可追溯到180万年前。除西侯度之外，芮城“匼河人”，汾河流域的“丁村人”，大同盆地的“许家窑人”，继后的垣曲“官沟人”，朔县“峙峪人”等，开创了“采集、渔猎”的生活。旧石器晚期的沁水下川文化遗址出土的残缺石磨盘、锛形石器、砺石和槌形器，说明早在16000-23000年前，这里就有原始农业的萌芽。前仰韶文化时期，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被鉴定与磁山文化同期，仰韶文化时期，晋南地区已成为我国远古时期经济、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山西省闻喜县汀店遗址出土的石犁，说明山西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犁耕时代。1942年在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晚期的义井类型遗址出土、粘附于坩埚（或熔炉）上的铜渣[1]，龙山文化时期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和犁形石器，说明山西先民在金属的认识和使用上也领先全国一步。农业生产从原始的石器、骨器、蚌器和木质工具，逐步过渡到金属工具的使用，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这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使山西的人类发展历史从180万年前一直延续至今，在全国来说是罕见的，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自古以来相传，炎帝在晋东南得嘉禾、制耒耜，教人稼穑。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半割蚕茧化石。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从尧舜到夏朝，山西南部是当时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可见山西特别是晋南地区的领先和发达。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说明山西领先进入青铜时代[2]。《周礼》载“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马牛羊犬豕），其谷宜五种（稷麦豆麻黍）”。可见在周朝山西的耕作业、畜牧业和养殖业就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山西侯马市西王庄春秋墓出土的铁犁铧，比河南省辉县的铁犁铧早，说明这时候的山西犁耕和牛耕已经开始[3]。晋国为“春秋五霸”，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一流强国，出现了历史上的“晋楚争霸”的局面，是有他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国是当时的强国，而且起初的都城都建在山西境内。这时候的山西，铁制农具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精耕细作体系正在形成，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到了汉代，山西的经济更加繁荣。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认为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河东郡即今天山西省的西南一带。这一地区地狭人稠，可见经济文化的发达。1959年在乎陆县枣园村出土的一座东汉墓壁画上，有一牛耕图，生动地刻画了汉代采用的一人扶犁、二牛抬杠的牛耕方法[4]。北魏末年，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记载，山西种植业生产中有间作、混种、套种和轮作倒茬经验，以及畜牧生产和畜产品加工方法等，我国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基本定型。到了隋唐，山西的农业、畜牧业发展壮大，“娄烦牧政甲天下”，该地为唐王朝战马主要供给地之一。宋元以后，虽然中国的农业重心向南方转移，但是，山西以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的农耕文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山西地区也吸收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对本地农具形制进行改进，使用南方的曲辕犁，发明了一些新农具。明清时期，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山西农业仍然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即使到了近代，由于晋商的发达和山西人民开放观念和兼收并蓄的思想，开始引进推广了一些国外的农作物品种，使得山西的农牧业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山西古代农牧业的发生、发展，积极地影响着中国农牧业的发展、进步，在中国农业历史长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