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山西全省农业区划，晋中盆地以种植小麦、高粱、秋杂粮为主，晋南盆地以种植小麦、棉花为主，晋北盆地以种春小麦、春玉米、马铃薯、甜菜为主，太岳山、中条山以小麦、玉米、谷子为主，晋东南盆地以玉米、小麦、谷子、线麻为主，太行山区以玉米、谷子、豆类等杂粮为主，晋西黄土丘陵以玉米、谷子为主，吕梁山地区以谷子为主、次为玉米等，晋西北防风固沙地带种植莜麦、马铃薯、胡麻、豆类、谷黍等杂粮作物，五台山、恒山地区以谷子、马铃薯、玉米、豆类为主。
    通过作物类型对犁耕技术的要求和山西省农业区划布局的分析，可以看出，种植玉米、小麦、棉花等作物的地区，用平陆铁辕犁型和太原小店木犁型比较适合，种植谷子等杂粮的地区用乡宁木犁型或忻州山地犁型比较适合。这也和前面的分析相吻合。
    （四）人口的迁移与传播。由于山西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过渡地带，古代商业贸易发达，同时，山西北部是我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国家屯垦戍边的主要场所，因此，人员的交往频繁。作为犁耕技术传播载体的人，在犁耕技术的传播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商业贸易是人口迁移、交流最直接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商业活动，沟通信息，交流物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发达地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欠发达的地区，这符合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流向规律，即文化和科学技术总是从先进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或者是最先发明科学技术的地域向空白点的地域流动。山西地区古代商业贸易发达，人员交流频繁，很容易将山西发达的文化、科技带到山西以外的地区，同时也可以将外界的先进文化和科技带到山西。隋唐以后，随着中国农业重心的南移，山西先进的科技，其中包括犁耕技术传到南方，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南方地区根据自身的农业生产环境特点，对北方传播来的工具进行改进，使之适应本地区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反之，南方的一些耕作技术和工具，如果适合山西农业生产环境的，则由商业活动和人口的迁移将这些耕作技术和工具带回山西。山西地处农牧边缘地带和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为商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与机遇。山西北部的边境贸易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山西出现发达的商业城市，与匈奴进行商业贸易。曹魏时期，常与鲜卑族“通胡市”。隋唐五代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宋代河东地区商业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官方的榷场交易和民间的走私交易。宋初主要是对辽贸易、宋夏贸易。元朝空前大一统局面的开创，一大批善于经营商贸的西域人进人中原，带动了中原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明朝与蒙古各部进行贸易。大同紧邻蒙古核心地带，是明朝马市最繁荣的地方，推动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使山西的商业贸易表现出独特的北方色彩。
    战乱或者人员自由流动，也是犁耕技术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南移，就是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的。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第二次是唐代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都与山西有关，特别是后两次，人口南移遍及山西全境。
    第3个人口的传播途径是山西北部的屯垦戍边。从秦朝以来，山西北部是中原和关中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抵御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以驻军屯垦的形式，驻守边塞。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其中最重要的屯垦时期汉代、曹魏时期、唐代、宋代、明代，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只要是中原汉族统治者当朝的时期，屯垦戍边就成为必需的国策。屯垦官兵戍边时，如果没有战事，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垦荒田，与山西北部的当地农民一起从事农耕活动。由于屯垦戍边的官兵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来各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并应用于山西当地的农业生产。
    （五）人们使用耕犁的习惯不同。人是环境的动物，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个地方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后，包括农事耕作在内，如果没有外力的强有力刺激，是很难让人改变其固有习惯的，而且这种习惯代代相袭。这一点在犁具制作的技师身上，则更为明显。中国农村传统的习惯是“师徒相授”，即师父怎样教，徒弟怎样学。至于徒弟的日后创造，只是在师父教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犁具进行改进，使犁具更加适应田间生产的需要。因此，在山西，人们可以看到古老的镪犁。如果将运城木犁与山西平陆枣园汉代墓出土壁画中的犁耕图中犁相比，别无二制。从结构上来讲，平陆铁辕犁型应该是在运城木犁的基础上加改进；乡宁木犁型和忻州山地犁型应该是在古老的镪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太原小店木犁型和南方的曲辕犁的结构一样，应该是南北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