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界的压迫下，产生了早期的社会组织与群体主义意识。在与自然灾害的博弈中，出现了“与天奋斗”，针对农业生产特点，维护社会再生产的救灾、抗灾思想。并在整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起了一整套抗御各种灾难，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绵延了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
    一、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成因与特征
    据竺可桢统计：在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3703年中，以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形成的重大自然灾害达5258次，平均每半年罹灾一次。在清王朝的256年中，自然灾害总计1121次，其中旱灾201次，水灾192次，地震169次，雹灾131次，风灾97次，蝗灾93次，饥歉90次，疫灾74次，霜雪之灾74次。【1】这一材料说明，自古以来，水、旱、雹、虫等天灾就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而环统于其周边，给予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旱灾的形成，大体上是由于降雨量分配的不适宜。河流是否易于泛滥，与其坡度的大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导致水灾的原因。
    在缺乏抗灾、防灾的能力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具有普遍性、继起性与积累性这样三个鲜明的特征。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就全国范围来说，几乎无年无灾。但是，即或是在大灾之年，也不是全国各地普遍遭灾，就全国范围来说仍然是有抗灾、救灾的能力的，这也是在中国较早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依靠社会组织“与天奋斗”的重要原因之一。继起性是指各种自然灾害大多具有相互关联的特征，如大旱之灾经常会出现蝗灾，水灾之后经常会出现疫疠等。积累性是指大灾之后，会因抗灾能力减弱与防灾设备毁坏加快灾害出现的频率。
    灾害的产生虽然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但形成灾荒的基本因素，却是与生产技术水平、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的经济实力、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与管理水平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在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时代，社会剩余基本上是来自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农业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个剩余是有限的，在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之时，地主凭借对有限耕地的垄断占有这个剩余，而佃农则会因缺乏积蓄丧失抗灾自救的能力；在农业的剩余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财政的支柱之时，若国家对赋税徭役的征收超过了自耕农的承受力，也会弱化甚至摧毀自耕农在灾荒时期的自救能力；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取之于民间用之于社会救助的社会剩余若被挪作他用，则会削弱整个国家抗灾救灾的物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轻灾主要造成粮食减产，重灾则会导致土地荒芜。灾荒最严重的后果，是整个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国民经济基础的根本性颠覆。因此，在灾荒年间实施社会救助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