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积极的救灾防灾措施还表现为政府开始利用新式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公债或对外借款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通过“以工代赈”和农赈之法来修堤筑坝和救助灾民恢复生产。面临1929年全国范围的水灾，国民政府曾向社会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年息8厘，以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担保，基金由中央银行保管，1938年12月偿清本息。在1931年江淮大水期间，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预计以两期发行8000万元公债，年息8厘，以国税担保。【15】除发行赈灾公债之外，也由政府向美国争取到了45万吨麦贷用于救灾。被灾之后，国家既要承担起“救荒活命”的重任，又要承担起灾后恢复与重建的社会责任，如疏河流、巩固防、修堵决口等，这就产生了“以工代赈”的措施。1931年国民政府将美国45万吨麦贷中的30万吨用于工赈。并在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灾区工作组中专设工赈处，向各水利机关聘调下程技术人才，厘定各项施工章程，招募灾民。为便于管理及实施，又于各工赈处下，按各河系范围的大小与灾情的轻重，分设各区工程局。局下再视工程的大小，分为若干段，段以下分团，团以下分排。其容纳以丁代赈的灾民最多时达到百余万人。为便于粮食支付，在浦口、芜湖、安庆、汉口等地分设麦粮总站，各地再设一二三等分站，由运输组主持运送储存发放事宜。灾民按所做土方的多少，支付工资。在该会的总报告书中说：“本会成立之始，办理救济事宜，关于治本计划，注重以工代赈。盖政府借灾民之佣作，以修筑堤防，灾民赖政府之救济，以维持生活。事关实惠。款不虚糜，防患恤灾，一举两得”。【16】
    由政府主导的防疫工作在近代也初具规模。1910年东三省鼠疫盛行，清政府下令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随时会商，切实严防，无使传染。民政部则传谕内外城巡警总厅，下令捕鼠，晓谕居民注意卫生，加雇清道夫，严行清洁，并督饬内外城官医院，添购防疫药品器械，以资应用。凡疫病发生的地方，禁止出入，附近一带，竭力消毒。特于京师设立临时防疫事务局。民国以来，政府对于疾疫的预防相继制订了专门的条例，并设有防疫专门管理机关，如中央防疫处、海港检疫管理处等。全国防疫工作，无论临时性质或经常性质，规模均较完备。此外，也有其他公私团体办理防疫工作。
    民国时期救灾抗灾的制度性建设还表现为在中央政府专设农赈局，并根据各地受灾情况，分别轻重，于每县或数县，设一农赈办处，更设一县农赈委员会监督襄助。再由办事处，就所辖各区，设立农村互助社，为农赈工作实施的基本团体。农赈的目
    的在于救助灾区农民从事农业复兴，主要的工作是接济农事资金，指导农业方法，推行农村合作。基金1000万元，由该委员会指拨。为节省现金的使用与便利灾农，主要以赊放粮食、农具、耕牛、种籽、肥料等必需品出贷。但无论是贷放现金或赊放贷款，均应根据贷款原则慎重办理，并酌收利息，以保障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农赈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则将农赈局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永久性的事业。
    20世纪初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与政策的近代化趋向。救灾总会的宗旨不限于义赈，而更注重救灾，不但救已成之灾，更要救未成之灾。因此，它将放款用以帮助农民凿井、开渠、筑路等，提倡在农村成立信用合作社。它认为：由于农民家无积蓄，借款困难，利息奇高，以致一遇荒年，惟有束手待毙，故农民穷困，乃是灾荒的根本原因，若农民富裕，纵有凶荒年岁，亦不致成灾。农民最缺的是钱，无钱不能改良农业，提高生活。若能借钱帮助穷人用于生产事业，他们的境遇是会逐渐改善的。到那时，不但可以减轻凶荒的程度，即使有了凶荒，也是可以支撑过去的。它们之所以创办信用合作社，就是要杜绝灾荒的发生。既然这件事叫做合作，也就要用合作的方法办理，而不把它当着慈善事业来做。在制定了改进农民经济情形以铲锄灾因的宗旨之后，该会于1922年成立农利委办会，开始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农民贷予资金。从1923-1929年，救灾总会放出之款共4523笔，9.3万元，为数虽然不多，但农民颇受其实惠。当时河北各县通行利率大抵3分，救灾会放款仅六七厘，即由合作社转放于农民时亦不过1分，与通行利率相差2分，即对于1万元的借债，每年可少息金2000元。据调查，乡下5口之家，每年约需食物150元，每10万元放款年利息的差额，即可够130余户全年生活之用。每年缺少食物量1／10的家庭，如分沾此种补助，则有1300余家可以维持。农民借去的款项一为还债，二为补充生活必需费用，三作生产事业。办理信用合作社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贫民摆脱重利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