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韦伯（Max Webber）论及中国宗教时，我们会发现颇为耐人寻味之处：这部从书名上来看是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著作开篇却撇开宗教不谈，先谈经济问题。这是为何？
    进而具体到中国的经济和宗教，我们又会发现种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为特征；中国在19世纪前商品经济发达不亚于欧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论语·颜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彖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征究竟如何，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又扮演何种角色，为何关于二者会存在截然相反的论断？以上诸问题构成了本文论题的出发点。
    本文将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宗教特征人手，理解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路径中宗教信仰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征与宗教特征
    （一）经济特征
    “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人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2]（P1）这段话既是对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的向往，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现实经济秩序的侧面写照：农业经济。
    《易·系辞传》有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未，未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据此，吕思勉先生认为，“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之基，肇于此矣”。[3]（P2）不过，农业经济真正成为中国的主体经济形态，则迟至两汉。战国时期虽多有重农思想，【2】但自秦商鞅变法后，始将农本思想切实执行。汉承秦法，从汉代至近世，精耕农业遂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特色，历两千年不变。[4]（P404）
    然而，承认农业经济为一种主体经济形态，并不就此否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性。正如赵冈与陈钟毅所推测的，独立的小农户经济单位很难真正做到自给自足。[5]（P429）《易·系辞传》在述及农业为本之后紧接下来就提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就表明中国的农业经济自古以来就需要商品经济与市场贸易相辅助。春秋时期商人虽属家臣身份，但已势力渐起。【3】及至战国，更有史家论言，“始终存在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即发展出一种主要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经济”。[7]（P3）汉时的重农抑商促成了一套围绕着精耕农业的农业市场经济系统，这一市场经济系统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依托于精耕细作的小规模集约经济，通过逐级集散市场网络，依赖相应的道路系统，形成市场贸易的经济共同体。[7]（P148-149）[8]（P81-85）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主体经济形态是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小农经济。
    但是，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存在，只要有市场发展的空间，“斯密动态”（the Smithian Dynamics）就一定存在。【4】因此，尽管中国的商业与市场贸易一直在农业经济体制下艰难而顽强地发展，在历经唐、宋、元时期数次兴衰之后，到明朝中国的商业经济又再度进入了繁荣时期。明中期以后，中国俨然已站在了现代经济制度的门槛之前。韦伯从两方面--货币和人口--切人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发现，“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之特性来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在'物质的'条件上并无重大的差别”。[1]（P344）【5】或许韦伯得出这一结论就史料考察上来说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其他的历史学者，如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t net），以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王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thc California School）以及国内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等，在新的史料证据下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世纪以前，无论是从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thc Malthusian trap）方面来看，[10]（P401）还是从整体的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等方面考察，[11]抑或是就工业化发展情况、[12]（P32-41）市场体系发展情况而言，[13]中国与西欧无太大差别。而最新的对于17至19世纪西欧与中国250个市场谷物价格的协整分析也发现，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14]
    不过，所有这些关于近代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相似性的观点，都只是说明了当时二者之间经济绩效的相近，却并不能代表中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远在19世纪之前，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道路。这条“内卷化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的道路使得中国在19世纪达到了其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增长极限。中国经济站在了世界门槛之前，却无法迈过这道门槛。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这是为什么？
    韦伯回答说，“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Gesinnung）。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Ethos）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1]（P16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