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制度对宗教的掌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宗教制度以及宗教教派的管理政策，二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培养与扶植。前者主要表现在对祭祀等宗教活动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教派的管理上。例如祭祀仪式有等级区分--“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祭祖的世代数目和身份地位有关。[30]（P209）而宗教教派管理则一直都是礼部的重要职能，包括控制寺庙道观兴建，用度牒制度控制僧道数量等。但是后者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宗教信仰所表达的神圣秩序，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正因为如此皇权必须掌控宗教，必须培养、扶植与皇权制度本身相适应的信仰：天命信仰与祖先崇拜。“天”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15]（P127）由天命信仰转化而来的世俗道德权威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神圣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天命信仰是政治理性化的产物，其意义主要是针对士人阶层而言的：正是由于政治之理性化促使中国宗教的理性化信仰。但正如韦伯所言，这种理性化是不彻底的。极具“现代”意义的理性信仰不可能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精神需要的一部分，对民众来说更为实际的信仰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其一方面联系着家族血缘，一方面则是鬼神信仰。一直以来，祖先崇拜都是中国宗教的基本形态，也是中国社会分散性宗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格鲁特（J.J.M.de Groot）称之为“中国人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核心的核心”。[31]（P109）在中国，高级宗教--诸如佛教--的渗透并没有破坏这种原始信仰，相反承纳了祖先崇拜思想。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仍在于皇权的扶持。皇权不仅需要理性化的天命信仰支持，更需要一种原始信仰作为“中国乎民大众惟--份极具效力的大宪章（Manna Charta）”。[1]（P243）
    而儒家思想恰恰能够成为这种“理性”与“原始”兼备的信仰系统的载体。一方面，从天命信仰中发展而来“道统”观念，成为与君权的“治统”相平衡的唯一途径。[32]（P1-31）另一方面，其同样承认原始信仰作为民风归化的手段，“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儒家重“事人”，但对原始信仰则持一种工具化的态度，理性信仰虽不能合乎原始信仰，但就社会统治而言，祖先崇拜也是必要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因此，对于民众而言，“民无信不立”，为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便是对我们在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悖谬的回答。
    （三）皇权、经济与宗教
    在理解了皇权制度对于中国经济与宗教的影响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与宗教为何呈现那种先进与落后并举的演化形态，也才有可能认识为何现代制度在中国社会迟迟未出现。在制度演化分析的框架下，皇权体制对于经济制度、宗教信仰演变的控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皇权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管理方式，同时它也是建立在对国民的人身监控、对国家的思想和宗教等一切重要的社会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上的”。[23]（P90）因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三方面表现出更为复杂的逻辑情态。
    皇权、经济与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关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之间的直接影响，即宗教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三者之间在制度型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仪式”，宗教仪式往往附带政治和经济功能，而在传统社会，有些时候仪式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重要性反而超越了宗教性质，但是宗教信仰的存在却能够促使相应的政治与经济功能得到发挥并进一步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如“礼制”、“庙会”等。另一类则是更为微妙也更为重要的间接影响，皇权、经济与宗教通过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塑造，进而形成整个社会制度演化的路径，例如韦伯的主题，宗教信仰对整个民族气质的形成。另一个典型的中国例子则是“捐赠”，根据卜正民的研究，捐赠这种具有浓厚宗教涵义的经济行为，在晚明社会中演变为一种对权力的追逐，[33]（P211-217）成为士绅社会政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因此，就制度分析而言，在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特性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对于政治和文化的依赖。例如“小农经济”、“祖先崇拜”与皇权制度三者之间就存在一种特有的发展模式。皇权对于原始信仰的培育促成祖先崇拜以及围绕家族观念而形成的地方宗族，宗族制度支撑了皇权体制在基层的维系，支持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宗族势力始终未能形成一股有效的经济集聚力量，相反始终在不断地分化。因为“祖先崇拜”的信仰维系的家族观念促使在宗族内部平等对待处于同一地位的家庭成员，这样分家析产就成为明以后一种普遍的继承制度。分家析产制度致使财产难以集中，维持着很高的结婚率，同时农村劳动力人口不会由于丧失财产而被转移到农村以外。这样，大量人口集聚在农村，分散了农村土地和资金的积累，强化了小农经济的运行。
    在此，限于篇幅我们尚不可能对上述这些特征性事实详细分析，但是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基础。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基于原始信仰的“礼物经济”模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礼物交换曾是古代世界一种普遍的商品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制度与原始信仰不可分离。在礼物交换中，商品作为一种物是与人身关系不可分离，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信仰，支撑起礼物经济的整个法权基础。【10】同样，在中国交易模式中显而易见的“人格化”特征，与礼物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