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从制度与文化的一般关系而言，作为社会文化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宗教信仰必然成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精神层面的拱顶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11】因为，现实制度倘若要行之有效，那么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无可避免地要以一种为社会文化意识所认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宗教表达了社会中个人普遍遵循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共同的直觉上的伦理要求的时候，宗教与制度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必然的同构性：每一种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种因与其意见一致而相互结合的宗教信仰。【12】
    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与宗教进行的粗浅梳理来看，尽管许多问题尚有待深入分析，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特有的经济制度其背后蕴含着支持这一整套经济模式的文化和政治特征，这些特征深深地烙印在中国的传统之中，必然决定着中国现代制度之发展路径。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曾经与西方世界相似。中国的历史越往上追溯，越能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相似之处。[1]（P314）[7]（P3）[12]（P80）这或许意味着西方世界现代化所走的道路或许很久以前就摆在中国面前，但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是否，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联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思虑历史是为了面对未来。现代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是否已经真正接受了现代经济制度，抑或是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另一种属于中国的现代经济体制？这仍然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孕育出一种与现代经济制度相容相励的心态？
    注释：
    【1】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信”的理解采取了不符规范的解释。我们仍然使用了韦伯的理解，即社会秩序需要依靠信仰维持。[1]（P209）按照通常理解，“信”指的是对政府的“信赖”、“诚信”。但是如果我们应用西美尔（Georg Simmel）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和韦伯的“卡理斯玛”（Charisma）概念，那么很明显这里的“信”实是将皇权卡理斯玛与宗教信仰的卡理斯玛联系在了一起。
    【2】例如《管子·治国》曰：……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3】例如弦高犒秦师、郑桓公与商人互相盟誓以及子贡鬻财于曹、卫之间。[6]（P244）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瞿同祖所引的这几例源自《史记》的例子。
    【4】我们将“斯密动态”理解为市场扩展秩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即“市场交易源自分工，并会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9]因此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成为经济成长的动力。
    【5】出自杨庆堃为《中国的宗教》英译本所写的导论。
    【6】这里“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我们采用杨庆堃的界定，参见[15]（P294-295）。
    【7】我们这里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特指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述的涵义，指的是一种具有神圣伦理内涵的时代精神气质。
    【8】当然这种可靠程度依然是相对而言的。中国的土地，尽管许多学者引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段话表明君主对土地拥有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中国的土地观念并非严格的所有权概念，而是一种“占有”制度。这样从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产权制度不完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土地较容易控制：实际占有使用土地者，便可表明对土地拥有权利。这也是中国农村地主与农民两阶层界线模糊的原因之一。
    【9】这一习俗在杨庆堃、卜正民的书中都有记载。
    【10】对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莫斯的著作。[34]
    【11】该论断取自笔者的博士论文，《经济制度的信仰基础--制度演化分析视角下的宗教之维》。
    【12】在本文中，笔者采取一种宽泛的“宗教”定义：宗教是对于各类神圣体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