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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与儒家信仰(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经济史》2011年第3期 方钦 参加讨论

(二)宗教特征
    韦伯的回答把我们的视角转移到了社会意识层面,而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层面。
    中国宗教无疑是最难把握的特征性事实,但为了本文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从两个问题着手尝试理解中国的宗教特征:其一,中国社会有没有宗教;其二,儒学是不是宗教。
    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宗教性问题,如果以西方基督教那种制度性宗教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世俗性是中国社会的特征,因为既不存在宗教教义也不存在教会。[15](P5)但是要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确信中国社会不存在宗教在直觉上看来却又是不可能的,宗教现象弥漫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宗教场所的数量、功能、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宗教性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神学思想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必须确认中国社会的宗教性。[15](P6-20)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缺乏如西方社会那样的高级宗教--拥有系统的制度、教义和组织形式,但是分散性宗教【6】却遍及整个传统社会,其信仰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意识的基础。
    然而如果细究中国社会诸宗教信仰,便会发现无论是佛、道等制度性宗教还是混杂的民间信仰都与儒家思想不无干系,这就使我们必须要面对第二个问题:儒学的宗教性。“儒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其为根本的中国制度--上至国家,下至家庭--奠定了建构原则并提供了关键性的行为价值”,[15](P244)这一点应当能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在一个缺乏制度性的神学意识权威的社会中,任何占据社会文化关键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必定无可避免地会被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这或许就是儒家的宗教面向。因此,杨凤岗认为“西汉皇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改造成为基本具备了四个条件的准宗教(quasi-rcligion)而非完备宗教(fullv developcd religion)”,[16]儒家思想的担当者也就具有了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17](P2)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思考折射出中国宗教的主体特征:宗教地位的模糊性。由此中国宗教在制度演化的进程中非但未取得一种中心模式,反而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模式,“宗教普遍地通过分散性宗教的形式服务于世俗社会制度,来强化其组织。宗教通过将自身渗透人世俗社会制度之中,其神学、神明以及仪式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得到支持……”[15](P340)不过即便如此,作为中国主体的宗教承当精神,历史上儒家似乎也引致了一种与现代经济制度相当的精神。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似乎也曾站在现代世界的门槛前。这就是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的主题。
    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发展所作的分析普遍影响了东西方学术界。但当有了东亚经济成长的经验之后,学术界也开始对韦伯所论述的儒家经济伦理问题提出疑问。余英吋和杜维明等人便对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发展历史作出了重新思考并予以概念化。[18](P171)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篇长文中,余英时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回应。其运用大量史料,从中唐的新禅宗“革命”,到宋时的新道教影响,进而是从韩愈开始至宋明理学的“新儒家”之发展历程,指出新儒家所受禅宗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超验世界观念和人世苦行。[19](P474-519)然后,余英吋分析了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精神,指出商人儒家伦理中具有“勤”、“俭”等资本主义兴起所需之条件以及“理性化的”贾道。[19](P519-574)由此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精神已有深刻的变化,其与中国传统宗教理论结合在一起,已有能力发展出现代性的经济制度,已走到了传统的边缘。[19](P577)
    对于余英时的论断,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精神不能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混同。【7】韦伯并不否认儒家思想中的商业精神:儒家伦理,是一种“功利的伦理”,“儒教产生了极具现代意味的需求与供给、投机与利润的理论”。[1](P229)但关键的问题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最后的论断就足以回应余英时的观点:“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俭约,是远不能代表和产生从近代经济里的职业人身上所发现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1](p332)
    我们认为余英时仍然是沿着韦伯的理路探索中国社会文化中可资利用、发展出现代经济制度的资源。而且儒家思想中确实存有为现代经济制度正名的迹象,[20]特别是出现了如邱浚那样鲜明地主张自由贸易、协调市场功能与国家责任的观念。[21](P241-247)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发展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与文化。然而显然这条道路并未走通,余英时最终把未能突破传统的原因归结到了政治体制上,“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网地罗,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19](P578)
    由此我们又重新回到韦伯的道路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的共同关联存在于一套特殊的政治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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