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皇权制度下的宗教与经济
    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宗教特征的概览式考察，我们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无论是经济还是宗教，在中国社会内部皆孕育出了相当高级的形式，却同时又包含着原始古老的成分。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同时具有“先进”与“落后”性质的制度，皆在现代世界面前止步。似乎，中国社会的经济与宗教都无形中受到某种强势力量的羁绊。
    这种力量当属政治的力量，谢和耐研究中国历史，韦伯研究中国宗教，布迪（Derk Bodde）与莫里斯（C1arencc Morris）研究中国法律，尽管领域不同却都发现政治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10]（P25）[22]（P7）自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因此，王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乃是皇权政体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权力运行方式”。[23]（P2）中国政治权力早熟，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已使得经济与宗教皆属该权力运行系统中的一部分。
    （一）皇权下的经济
    我们在第一部分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主体经济形态是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小农经济。但是更确切的说法是皇权制度下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小农经济。如果没有皇权制度这一前提，中国的农业经济不会如此稳固，市场发展不会始终依附于土地，更有可能不会演变为一种“小农”形式的精耕农业。
    如韦伯所言，“政府的军事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改弦易辙，决定了农业经济里的根本变迁”。[1]（p113）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控制，根据王国斌对明清时期的分析，表现在三个方面：（1）促进农业生产；（2）调节商业性分配，以达到各地内部经济的均一与地区之间的平衡；（3）通过移民使得人口与资源基础维持了相对平衡。[12]（P16）在稳固农业的同时，工商业的控制就更是苛刻。中国2000年来工商业兴衰循环的关键因素就在于皇权制度。自汉武帝开始采取的禁榷制度以及“算缗”、“告缗”等抑商政策成为后来历代王朝控制工商业的范例，被屡屡效仿和采用。（24]（P128-l37）抑制工商业的原因就在于皇权制度本质上与自发扩展的经济秩序不相容。因为“商业活动创造的财富，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集团所固定把持的资源，这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7]（P3）既然商业经营之所得随时有遭受政府掠夺的风险，自然土地就变为最为可靠的资产，【8】“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如此一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然只能依附于农业经济之上。
    但是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最严重的影响还是催生了一种“小农”经济形态，从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之不可能。从一般的经济理论上而言，只要私有土地制度存在，允许土地买卖，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便会出现土地兼并，市场运作的力量不可能使农村长久地维持小农特征。然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却数千年来始终保持小农特色。因为就基层权力控制而言，大地主是国家权力首先要侵犯的对象；[25]（P30）就国家财政而言，小农经济确保了帝国税收。[26]（P112）这样，从两汉限民田之论，到晋施户调式、魏行均田令，及至唐代的租庸调法，皇权始终致力于分散农业经济集聚。然而，“小农”是不可能演变为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27]（P8）现代经济制度在皇权经济下自然孰无可能。
    （二）皇权下的宗教
    自然，在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中，我们不会见到欧洲中世纪那样“上帝之城”的景象。相反，宗教沦落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专制政体迟早会成为唯一的主宰者，从而把宗教作为支撑自己权力工具来随意使用”。[28]（P101）
    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信仰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发展的进程；而史景迁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和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中国政府不可能允许与之比肩的权力中心存在。[29]（P8）中国政治制度的早熟，理性的官僚体制先于高级宗教出现，遂掌控了古代社会原始宗教之发展趋势，这样宗教制度只能依照政治制度的发展模式而演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让西方人讶异的“鞭打城隍”的习俗。【9】城隍信仰是对世俗官僚体制的模仿，地方官员死后的亡灵担任城隍，世俗官员可以因为城隍是否灵验而鞭打城隍，世俗权威始终凌驾于宗教权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