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政府机构中虽设有水利局，但由于社会动乱，灌溉事业仍无力发展。如陕甘的泾河水利。在1917年即拟恢复，后以地方不宁，财政困难，事遂寝。1921年，华洋义赈会也曾派工程师人陕测勘，后又因内战关系，未能进行。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后，开始提倡并实施各地水利建设。1930年，该会先就戚墅堰电厂原有的电力戽水设备组织委员会继续办理。1931年成立模范灌溉武锡区办事处，并在吴江庞山湖设立模范灌溉试验场，并由该会成立模范灌溉管理局，主持两处灌溉事业。【17】
    森林对于水量的调节关系重大。发达的林业，可以防患未然，泯除灾害。民国以来，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开始设有农商部农林局，专理林务。1915年规定3月12日为植树节，由大总统通令各省植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再次规定全国各地自3月11日起开展为期一周的造林宣传活动。这虽然是点缀门面，但也反映了时代进步。
    通过对中国救灾抗灾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与政策措施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走出了蒙味时代的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并非是束手待毙、消极无为，人类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采取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这首先是要确立藏富于民的政策，增强民间的自救能力。其次，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是能够应对灾害降临的，因此，要充分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再次，在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工作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社会救助与灾民自救之间的关系。在救灾时政府与社会是主要的救助者，在灾后恢复与重建中，灾民自救是主体，但政府与社会要尽可能为灾民自救创造条件。第四，在政府救助与社会救助之间的关系中，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是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承担者，这是由国家的职能与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政府的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社会，承担的是公共事务，因而是公共财政，但也需要充分调动并发掘各种社会组织的潜力。第五，救灾与抗灾虽然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但也可以将社会救助（目的）与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结合起来，使之更有效率。
    注释：
    【1】转引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53、36页，载《民国丛书》第二编20册，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2】《后汉书·刘陶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42页。
    【3】方观承：《赈纪》，载《民国丛书》第二编20册，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4】《康济录引》，载《民国丛书》第二编20册，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5】《周礼·地官》，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版，第706页。
    【6】《孟子·梁惠王章》，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版，第2666页。
    【7】李向军：《清前期的灾况、灾蠲与灾賑》，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8】《后汉书·光武纪》，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9】汪志伊：《荒政辑要》，载《民国丛书》第二编20册，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10】《管子·立政篇》，载《诸子百家》5卷，上海书店影印1989年版，第9页。
    【11】《荀子·王制篇》，载《诸子百家》2卷，上海书店影印1989年版，第94页。
    【12】《宋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
    【14】1933年《申报年鉴》。
    【15】《中国现代史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578页。
    【16】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
    【17】邓云特：《中国救荒史》478页，载《民国丛书》第二编20册，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