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市之大小、铺户之多寡、官府需索之数量差异很大，对铺户的编审也有繁有简。叶春及任福建惠安知县时，免除了铺户置簿当役制度，他指出：“本县虽冲实小，原无铺户，非如大县，可以分行，朔望上状于庭，月主有司应办者也。只-人领纲银，共具过客，亦名铺户，实无居货。其他鱼菜列于衢，果市陈于肆，不足当通都五家之市。……今欲置簿，无可主领之人，且使不肖之吏，按簿而诛之曰'尔铺户、尔铺户'，则不得辞，不如与之相忘。若大县原有铺户者，自不如令。”惠安县人口较少，经济不发达，并无真正的铺户，但也佥点一名“实无居货”的百姓，并名之曰“铺户”，让其承担差役。叶春及到任后，致力于兴利除弊，遂将铺户之役免除。从叶春及的记述可知，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县，一般都要编审铺户，并造册登记，每半月一轮应当差役。明代铺户编审，以南、北两京最为完备，到明代中叶，形成了每十年审编一次的定例，明宪宗谕曰：“这京城内外，不拘有免无免者，要照依委官，从公取勘出来，一体当差。不许徇情作弊，亦不许势要之家妄告优免，概给票帖。不许靠损贫难。如违，许被害之人，赴巡城御史处首告，治罪不饶。”正德年间，又形成了被称为“牌甲法”的事例，将行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编作牌甲，协力凑办”。万历年间，又将审编期限从十年缩短到五年。如果说，对于宋代“团行”是官府强编还是自发组织的，学术界尚有疑问的话，那么从明代审编铺户的过程可以看出，这完完全全是一种强迫性的官府行为，主持编审者都是官员，所有铺户都不能脱免，只有权势之家才可以享受-定程度的优免待遇。
    明初建立的地域性的里甲组织，除承担赋役外，还有其他职能，可说是多功能的社会组织。但铺行与之不同，除“当行买办”外，并无其他功能。细审相关资料，笔者认为，铺行并非实体性的组织，而只是一种“役籍”。前引范景文疏将“行户”与“收户”、“解户”、“马户”并列，这几种都是徭役类别，官府将所谓“大户”籍记在册，让他们分别承担某种徭役，但在册当役者并未按类别形成自己的组织。从资料较为丰富的北京的情况看，铺行虽是行业性的，但却以地域性的治安组织“铺”为单位编审。前引沈榜“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已交待得相当明白；明末毕自严建议仿照铺行编审商役，也谈到其编审原则是“画地分界，稽类造册”。编审的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是挨门清查铺内所有居民并登记造册，在册籍上注明各户的“所业所货”，然后将其中的工商业和服务业者摘出，按照营业类别即“行”分别编册，称为“类册”。遇有买办，则以“类册”为根据，按照一定次序佥点派役。明代役户种类繁多，每逢大造黄册之年，除将各种户籍通编为黄册外，还要将各种重要役户摘出，类编为专职役户册籍，如军户有军黄册、兜底册、类卫册、类姓册，匠户有匠册，灶户有灶册或盐册等。北京铺户或行户的“类册”，当与其性质相同，属于专职役户册籍之_种。按照规定，佥点差役时应当以“类册”为依据，但事实上官府常将“类册”束之高阁。嘉靖《通州志略》谈到：“每十年科道审编也，造册发州，定有等第，遇差轮序拨充。若能依册而行，民亦不扰。然往往册发州县，所司置之高阁，遇有取差，则令地方总甲临时乱报，一差而骚扰百十。”从“令地方总甲临时乱报”可以窥知，佥充差役时也是以地域性组织为依托的。这些情况说明，所谓“铺行”或“行”，应当只是一种“役籍”，而并非实体性的、自律的同业组织。正因“铺行”不过是一种“役籍”，所以有时被编入者并一定是本行的工商业者，甚至可能完全不从事一T：商业，不仅在上述福建惠安那样的小县存在这种情况，南京亦然，给事中张永明谈到，有的铺行“行役陪累重难，则以城坊衣食得过之家充应，家无货物之储，官有铺行之役”。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论述明代北京的社会组织时指出：“出于征税的目的，国家将行业的联系（1inking of businesses）确认为职业性的'行'，这是一种自中古时期就存在的组织形式，常被翻译为'行会'（guild）”；最好将“这种'行'理解为以职业为基础的团体”，“它们通过发挥作为税务责任协商单位的作用，在国家眼中获得了合法性，但也非正式地协调价格、建立标准，以及解决其'成员'问发生的纠纷”。但又加注释说：“在明代北京，我还没有发现这些功能的证据，尽管它们肯定是存在的。”看来韩书瑞既想坚持学术界将“行”视为“行会”或“同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又因找不到相关证据而感到疑惑。事实卜，韩书瑞想要的证据，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因为铺行本来就没有这些功能。全汉升认为“明代行会的习惯与宋代不相上下”，并举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条“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复签压……而诸行亦皆罢市，往来邀饮”，以及“委巷丛谈”条“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为例，然而这只是行业习惯，不能证明“行”是一种组织。
    从一些资料看，在明代一些城市的铺行中，确实存在着“行头”。如在北京，弘治年间一条资料谈到：“光禄寺买应用品物，旧例皆预支官钱，各行头及吏役等因而侵欺。后乃预令各行赊取报纳，然后领价，各行头复乘此为奸。”南京亦有“行头”，张永明谈到：“夫卜之取于民也无常，则下之给于上也无尽。吏书得缘以为奸，而移易作弊之贿至矣；行头得欺以为利，而均摊小户之扰行矣。”《中国历史大辞典》谓“行头”是“古代工商业组织之头目”，并谈到：“明代规定，行头由同业人员于本行业有抵业者中提出人选，经官府批准后给以印信文簿。”对于这种说法，笔者甚感怀疑，觉得所谓“行头”，很可能如同“廊头”、“马头”一样，只是一种承役的“正户”。南京重纸铺户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据。嘉靖十五年（1536年），上元、江宁二县重纸铺户胡琏等告称：“身等俱于二十年前佥编重纸行头……自后身等连年陪纳消乏，犹未造册更代，困苦难言。每班虽有贴户数名，年久逃亡，仅存_二，各皆贫窘。……为此冒罪连名上告，及单开贴户贺廷兰等三十九名俱各消乏，慎广明等四十四名俱已逃亡，见存止有陈佐等三十七名。”从胡琏等人的申告可以看出，重纸铺户中的“行头”是由官府佥编的，其性质显然属于牵头当役的“正户”，因而不只一名，每名都佥配一定数量的“贴户”，以助其完成买办任务，除非官府“造册更代”，他们不能自行脱役。当然，如同上面的资料所显示的，“行头”也可以借机藉势苛剥“贴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管理本行内部事务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