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关于中国古代“行”的性质和功能，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个大问题，I三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加以探讨，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是否可以将“行”视为“行会”，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是认为中国的“行”与欧洲的“行会”在性质和功能上有不少类似之处，所以中国的“行”就是“行会”；二是认为中国的“行”与欧洲的“行会”在性质和功能上存在着本质差别，但仍可以称为“行会”，可视之为不同于欧洲的一种行会类型；三是认为既然中国的“行”与欧洲的“行会”在性质和功能上存在着本质差别，就不能称之为“行会”，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欧洲那样的行会制度。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有指称行业的“行”和含有组织意蕴的“社”、“会”或“社会”，但并无将“行”和“会”合起来指称组织的用例，所以“行会”并非像某些论者所说是一个本土词汇，而是一个与“guild”对应的外来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尽管不能机械地以欧洲行会为模式来比附衡量，但也不能完全不顾行会的共性，将其内涵扩展到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地步。
    尽管在欧洲不同城市里，行会的起源、形态和作用差异很大，但它们却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对外享有行业垄断特权以避免外来竞争，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但中国的“行”却完全不具备这两方面的功能。有些学者试图说明宋代的“团行”是工商业者自发组织的、享有对本行业的经营垄断权，但却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举出的事例，只能证明当时存在着欺行霸市、盘剥中小商人的大商人，但无法证明这些大商人行使的是“行”的垄断权。因此，如果确实存在“垄断”的话，那也只是有势力者的“个人垄断”，而非“行”的“组织垄断”。学者们列举的“行老”行使权力，以及内部管理和共同活动的事例，也很难令人信服，而且出现了不少误读和曲解。综合分析相关史料，可以确定，宋代的“团行”，除了承担官府差役，似乎并无其他功能，不能称为“行会”，硬要称之为“行会”，除了造成概念的混淆外，并无实质意义。更加丰富的明代史料显示，被认为与宋代“团行”属于同种类型的“铺行”，确凿无疑地是由官府强制佥编的。如同其他类别的役户一样，官府要对铺户定期清审，强迫他们轮流当役，而一些特权身份者可以享受优免待遇。
    无论主张中国的“行”与欧洲的“行会”具有相似特征，还是认为两者完全不同，学者们大多将“行”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哪怕只是一种单一功能的赋役组织。在检视相关史料后，笔者对这一点也产生了怀疑，感觉“行”很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并非实体性的行业组织。宋人所谓“平时皆籍其姓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实际上已明确揭示了其性质。从资料较多的明代北京的情况看，铺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行业性的，但却以地域性的治安组织“铺”为单位编审，官府将工商业和服务业者摘出，按照营业类别编为“类册”，依排定顺序服役。南京的“重纸铺户”，为了解铺行的实态和“行头”的性质提供了一些细节性资料。资料显示，“重纸铺户”中有若干名“行头”，他们实际卜是官府佥点的当役“正户”，为了保证他们完成数量浩繁的买办纸张的任务，官府还为每名“行头”佥配一定数量的“贴户”，但无论是作为一个行当的“重纸铺户”，还是“正户”与“贴户”组成的服役小组，都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行业组织。正因“铺行”不过是一种“役籍”，所以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并不从事T商业的富裕户也被强迫编佥当役。
    最后顺便说明：在讨论中国行会问题时，不少学者勾勒卜个从“团行”、“铺行”到“会馆”、“公所”的变化过程。如李华云：“行会在唐代称行，宋元一直到明初称'团行'，由明中叶到清末又改称'会馆'（按：指工商业会馆，并不包括同乡会馆在内）、'公所'、'公会'。名称不一，但内容与性质相同--都是带有封建性的行会组织。”韩书瑞指出铺行是以职业为基础的“行会”后接着说道：“一些行会向团体性更强的同一体（a more corporate identity）的迅速转变，是明代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对有一个地方可供集会和住宿的冲动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被称为'会馆'的团体。”这些看法不一定妥当。“会馆”或“公所”，实际上是发端于明、兴盛于清的一种新型的、自发的民间组织，与“团行”或“铺行”的性质全然不同。两者之间绝对没有传承转化关系。关于明清时期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兹不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