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秉笔直书写信史
    史家著史，应当客观公正，如实直书，因此，“善恶必书”是对中国史家的基本要求，“信史”、“实录”成为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之前，中国史家著史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南董风范”。据《左传》载：晋国发生内乱，执政赵盾出逃，其族人赵穿射杀灵公，晋太史董狐敢于当面指斥赵盾，并坚持在史书上直书“赵盾彤其君”。公之于朝。表现了董狐不惧权势，坚持直书的史家精神。尤其令人敬佩的是齐国太史：齐国执政崔杼杀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上，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1）齐太史兄弟与南史氏这种前仆后继、以死抗争，坚持写史原则的精神，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孔子称他们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史家不惧权势，敢触时讳，如实直书，难免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象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那样的“良史”并不多见。许多史家为自身免祸往往采用“曲笔”或“隐讳”的方法，连孔子也不能例外。孔子修《春秋》，因其“善恶必书”而使“乱臣贼子惧”，但这仅局限于写往古史事上，由于与现实关系较远，可能无所忌讳，一旦涉及当时的人与事时，孔子又主张“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一主张也反映在他的史著中，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22）由此可见，史家要真正做到书法不隐，善恶必书是多么不容易。然而，司马迁写史却敢于“直书”，为后人留下一部堪称“实录”的信史。历代史家写史时，最难下笔的是本朝历史，尤其是当朝权贵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而《史记》从远古一直写至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全书用一半的篇幅重点写西汉的历史，这已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尤其在史书内容上，真正体现了他敢于“直书”的写史原则。如写汉代开国之主刘邦，司马迁既写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的一面，又写了他阴险狡诈、无信无义、轻侮士人的流氓无赖的一面，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汉高祖形象。特别是对于“今上”汉武帝，司马迁敢于指谪他好大喜功、迷信方士、刻薄寡恩，以及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等方面的过失。如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汲黯之口揭露汉武帝假仁义的面孔，直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主要写了十个凶残的酷吏，其中除绰号“苍鹰”的郅都为汉景帝时人外，其余全是汉武帝所任用的，通过写张汤创立“腹诽之法”，王温舒的“好杀伐行威”，来揭露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残暴统治。正因为司马迁坚持这种著史的原则，其人其书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刘勰称《史记》“实录不隐”，连对司马迁多有批评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迁有良史之才”，《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3）
    古代史家秉笔直书而惨遭杀戮的历史教训，司马迁是相当清楚的，但他又为什么敢于“直书”，真正做到“书法不隐”的呢？对此，有人认为是司马迁借写史来发泄自己对汉武帝的“私愤”，因而称《史记》为“非贬孝武”的“谤书”（24）。这显然是偏颇之辞，因为司马迁同样写了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并非只贬不褒。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能做到“善恶必书”，除了中国史家传统精神的影响外，与他的悲剧命运和人生态度实在有着极大的联系。一方面，在司马迁的生活历程中，已经受了一次死亡的考验，对死亡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具有了不惧死亡，并超越死亡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忍受常人不可忍受的痛苦，苟活于人世之中，是他将修史作为余生唯一的寄托，必须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方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洗刷自己的耻辱。因而，他也就获得了一种敢于迎向痛苦，触犯死亡，从而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秉笔直书，敢触时讳，正是他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在修史笔法上的体现。
    四慷慨悲歌颂英雄
    司马迁的悲剧命运促使他思考死亡，反思人生，从而坚定了著史的信念。他不仅以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来实现其人生价值，阐释与宣扬个体生命对死亡的超越，而且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感受、哲理溶入史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之中。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记》称得上是一部“英雄史诗”。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上至帝王君主、王侯将相，下至迁客骚人、游侠刺客，无不以其人生历程展示个体生命的价值。尤其引起司马迁心灵共鸣的是那些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据粗略统计，在全书120篇人物传记中，以被杀、自杀而终的人物标题就有37篇，加上没有标题而命运相同的人物共约70余人，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充满悲剧色彩。在作品中，司马迁以同情的笔调叙写他们的坎坷经历，为之悲愤、感叹，更以充满激情的史笔颂扬他们为实现人生理想与追求九死不悔的精神，其中倾注着司马迁以血泪溶成的人生感受。在司马迁所称颂的“英雄”中，大致有如次几种类型：
    一是敢于与命运抗争至死不悔的英雄。司马迁笔下的世间人杰，往往命运多舛，生活道路坎坷曲折。虽然他们遭受人间诸多不幸和苦难，甚至于肉体毁灭，但没有一个人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和颓废，反而以昂扬的生命与命运抗争，充溢着至死不悔的英雄气概。比如项羽，司马迁着力表现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之气，虽然最终失败，夜走乌江，英雄末路，但他至死还在执着地呼喊：“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写出了一个敢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形象。又如孔子，司马迁写他一生困顿、潦倒，但他百折不回，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到处奔走游说，“皇皇然若丧家之犬”，是一个以韧的精神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司马迁破格升其为“世家”，并以“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5）。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