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黄耀街生平事迹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带头倡建西昌乡学；一是修邑志。
    根据光绪《上犹县志》记载：“西昌乡学在营前太傅墟东北里许……其基址连店外四围，共阔六十六丈，高下形势三层，均系上五隘捐资公置，光绪元年上五隘复捐资构造。”[23]可见西昌乡学是上五隘自发捐资建立的教育机构。所谓“上五隘”，即以营前为中心的上犹西部地区，据乾隆《上犹县志》记载：“疋袍隘、卢王隘、峒头隘、平富隘、石溪隘，俱在村头里，”[24]本文开头已交代，村头里的范围即相当于营前地区。如前所述，乾隆十七年以后，营前又成为了上犹县丞驻地，这说明了营前在上犹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在营前设立上五隘的乡学，应该是辐射到整个上犹西部地区的。在这样一个事关上犹西部地区文教事业的机构建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客籍的举人，而不是土著的蔡姓，说明客籍人在地方文化事业中开始占据主导权。事实上，查阅光绪十九年的《上犹县志》可发现，蔡姓在同治、光绪期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贡生以上的功名。黄耀街还参加了县志的修撰工作，虽然不清楚他在县志修撰中的作用大小，但毕竟表明客籍人也开始在地方文化中占据一定的操控权。因此，黄耀街很可能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从他开始，客籍人开始逐渐掌握了地方文化话语权。
    客籍人对地方文化话语权的获得，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科举上的突破，而是和营前地区在清中期以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三、商镇发展与社区政治格局的转变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上犹山区的开发，营前作为上犹西部中心，逐渐发展成一个章水流域重要的商业中心，其辐射范围除了“上五隘”之外，还包括了邻近的湘东和崇义。在章水流域有所谓“头唐江，二营前”的说法，意指营前和唐江是章水流域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唐江在章水下游，号称赣南第一大镇，其商业繁荣程度在清代居赣南之首。清代中期以后，营前已成为沟通湖南、广东和江西崇义、遂川及下游唐江的重要商镇。湖南多由此转运广东的盐，崇义、上犹的竹木也由此顺流而下，崇义、广东则从此运进粮食，遂川、湖南的食油则由营前转运到唐江、大余。[25]至清末，营前商店达三百多间，有牛行、仔猪行、柴行、茶行、米行、木竹器行、铁器行等专业市场。[26]
    笔者认为至乾嘉时期，营前的商业应该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但规模可能不会很大。笔者在营前发现一块修于道光七年题为《双溪堂观音堂重修记》的碑刻。该碑所列的赞助名单中，有24个商号，另有“兴和馆、以文堂、春和馆、宝树厂、永生厂”等5个估计为商号或者店铺的名字。[27]从这个碑刻看来，道光初年营前的商业似乎还谈不上繁荣，和前述资料所说店铺有300多间也有很大距离。因而，笔者估计，营前商业初步发展应该在乾隆初年，真正繁荣则是在晚清，光绪至民国可能是其鼎盛期。
    没有确切的资料来让我们观察营前商镇的发展历程和土、客族群力量消长过程的关系，不过，综合口碑资料，我们还是可以判断，随着商镇走向繁荣，土著逐渐退出了圩市的管理，而客籍人逐渐控制了墟市。
    口碑资料一：营前传统上特别重视中元节（即七月十五日），但土著人在七月十五这一天把圩市所有的猪肉都买去了，让客籍人买不到猪肉。为了对抗土著的刁难，客籍人遂决定七月十四过中元节。这种习俗一直沿用至今，今天营前仍然是土著人七月十五过中元节，而客籍人則七月十四过中元节。
    口碑资料二：营前圩至今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1949年以前每年正月营前开圩日，蔡姓族长就会召集蔡姓后生们，命令他们到圩上各个店铺随意拿点东西，拿的东西不一定要多，但一定要去，就是“做做样子也要去！”因为营前圩店铺不是蔡姓的，但地基以前是属于蔡姓的。
    第一条口碑资料可以说明，土著人曾经一度对圩市有控制权，以致于可以把整条街上的猪肉都买走。第二条口碑资料则说明蔡姓已经丧失了对圩场的控制权，只是作为土著维系了习惯法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利。综合两条口碑资料可以看出，圩市的控制者经历了一个由土著到非土著（很可能为客籍）的转变。
    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营前圩店铺不一定全属于客籍人所有，但从笔者所掌握的口碑资料看来，民国时期营前圩上拥有店铺最多的是黄姓，其次是胡姓，胡、黄两姓皆为客籍。可见，客籍人应该拥有圩市店铺的大多数。黄营堂老先生告诉笔者，黄姓在商镇上“最有说话权”。显然，民国时期客籍人已经成了地方上最有势力的集团；与此相反，土著的陈、蔡则逐渐衰微，兑变成小姓。直到今天，营前蔡姓人口才不到100人，陈姓略多，也不过是600人左右，而黄姓则达到了3000多人。[28]
    营前商业地位的提高，使营前成为上犹县西部的文化中心，前述西昌乡学的建立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营前本地的神明辐射和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比较能说明这个现象的是观音堂的重修。今天的观音堂是位于营前圩不到三百米的一个小庵。乾隆时期观音堂原为土著陈姓的私家小庙，但随着营前商镇的兴起，到了道光年间，观音堂已经成了“五隘”共同拥有的神明了。它的修建由驻扎在营前的上犹县丞和营前汛指挥发动，“五隘”的绅士和营前圩上商贾共同捐助完成。[29]这一事实再度表明，随着商镇的发展，原来以土著为中心的地方控制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客籍逐渐控制了商镇。
    土著权势的丧失，使土客之间已经没有了正面冲突的基础，土和客之间虽然仍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在心理认同上区分。但土、客之间没有冲突，并不意味着营前没有宗族之间的矛盾，相反，随着营前商镇的发展，各宗族（不分土客）之间的矛盾激烈起来。族谱中颇多文字可资说明。例如张姓“因赖姓、刘姓、蓝姓地坟所阻……与刘、赖、蓝三姓结讼二载，官既断，三家犹不服”；“黄沙坑张、黄，两旺族也，昔偶于失和，调而不解，乃各集壮士十余人，持棍棒殴斗正狂”。[30]
    四、对两种民俗的社会史解读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至迟至晚清，营前已经完成了社区力量的重新整合，由清初的土著占优势地位转变为晚清客籍占优势地位，社区的主要矛盾也由土客矛盾演变为宗族之间（不分土客）的矛盾。姓氏之间的争斗产生了社区整合的要求，赋予民间文化活动以新内涵，改变了当地的民间文化风貌。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背景下，门榜和九狮拜象被创造性地“发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