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门榜的核心是宗族为了向世人展示和炫耀其家族乃是文化世家，门榜之出现应该和家族需要证明自己文化有密切关系。如以营前的历史过程来看，笔者推测，门榜之滥觞当于清中期。此时，营前及其周边地区流民已经获得了官方的正式承认，但是科举考试还受着土著的压制，但家族中已经有了一些文化人，[31]为了反抗土著的指责，流民家族有可能会以门榜的形式来展示自己家族的文化底蕴，而土著也有可能以门榜的形式来和流民对抗。但此时，流民的势力还没有超过土著，估计一些没有文化人出现的家族还没有底气题写门榜，所以，还没有全面书写门榜的氛围。到了晚清，流民和土著之间明显的矛盾没有了，而家族之间（无论土客）的矛盾出现，此时应该是书写门榜的高峰。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注意到营前客籍基本上都是在晚清才开始编修族谱，编修族谱既是一次整理家族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弘扬家族文化的过程。家族文化的普遍整理，使得家族文化有了竞争和弘扬的事实基础。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在下文将要论述的、以展示宗族实力为核心的民间舞蹈九狮拜象中，姓氏堂号是一定要展示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门榜和宗族之间的竞争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推测，可能与事实出入较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门榜的出现应该和家族之间竞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很明显，九狮拜象这种民间舞蹈和至今仍然盛行于营前客籍人原籍兴宁的舞狮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表现形式上，加入了象、麒麟、蛇龙、姓氏堂名等，比广东兴宁的舞狮更为夸张，更为气势雄浑。据当地文博工作者的研究，九狮拜象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成形阶段。这一阶段，仅以龙舞形式出现，较为古朴自然，应当是营前当地早期较简单的居民状况和农耕生活的反映。第二，形成并趋于稳定阶段。大约清中期后，由于大量广东移民带来了广东地区的舞狮活动，使营前的舞龙与舞狮结合，又配以象和麒麟，形式开始走向铺张，气势非常磅礴，舞蹈样式也初步稳定。至晚清民国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32]
    如果以上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发现，九狮拜象的形成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客籍带来的广东民间舞蹈为主，但也糅杂了土著原来古朴的舞草龙的形式。后期的九狮拜象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已走向淋漓尽致地表现各个姓氏的实力，同时弥漫着较浓厚的商业氛围。
    据调查，真正的九狮拜象很少出现，营前历史只有黄姓在1933年搞了九个狮，其他姓最多是胡姓搞过七个狮。原因很简单，九狮拜象要一百至二百青壮年，又要一大笔钱，其他姓没有办法搞起来。而民国时期营前黄姓人最多，店铺最多，胡姓第二多，不过黄姓人也承认胡姓的狮子扎得最好。黄姓人认为黄姓在商镇上最有“说话权”，并举例说当时胡姓一个读书人与张姓一个地主争土地，两族几乎械斗，姓黄的人出面，才得以调停。前面已经论述，黄姓应是清末民国营前最为势大财雄的宗族，只有黄姓才有实力搞起九狮拜象这一事实说明，九狮拜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庞大的队伍和气势磅礴的表现形式，完全是姓氏之间争斗和竞争的结果。可以想象，当一个姓扎了一个狮子的时候，其他个姓不甘示弱，就扎两个狮，另一姓则扎三个狮，在这样的攀比和竞争中，一直搞到了九个狮，九个狮需要大约100多个壮丁，也许达到了单个宗族人力和物力的极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营前土著陈、蔡从来没有搞过九狮拜象。这固然是由于舞狮是客籍人从家乡带来的活动，但根本原因也许是土著已经开始衰落，不仅人力和物力不够支撑举行九狮拜象，而且在商镇上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弱于客籍。
    门榜和九狮拜象这两种独特的地方民俗的出现，和当地社区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密切关系。门榜兴起的初期，也许题写门榜是客籍反抗土著的文化霸权而采取的策略，但到了晚清，土著不再强势后，题写门榜更加大行其道，并且，每年一度的九狮拜象活动中，门榜以“堂号”的形式出现，说明此时题写门榜已经成为了一种地方民俗传统，反映了当地宗族之间相互竞争的事实。九狮拜象之出现，则很明显同营前历史上的土客冲突没有实质联系，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狮子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则是宗族之间的相互攀比和竞争。所以，这两种民俗活动，是当地人根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民俗的一种“创造”，在晚清营前社区格局重新整合的时候，地方民俗传统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
    门榜习俗可能源于中国古老的“堂号文化”，九狮拜象源于广东兴宁的舞狮，但是，这两种民俗都不可能简单地归属于客籍或者土著。在营前，无论土著还是客籍都悬挂门榜，而九狮拜象主要是客籍所实行，根据上引李伯勇的研究，九狮拜象中的“象”和“龙”为广东兴宁的舞狮所无，应该是客籍受土著影响的结果。因此，这两种民俗活动并非简单地对民俗传统的因袭，而是因地制宜地一种“创造”。
    营前地区独特的两种民俗--“门榜”和“九狮拜象”，并非单纯的“客家民俗”；而是营前各宗族历经土客冲突与融合，面对变动的社区政治经济格局，对原有民俗的“发明”和“创造”。从本质上说，“地方”民俗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一种应对社区竞争和发展需要的策略；从广义上说，一切民俗活动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动，民众根据现实政治经济需要对传统民俗不断进行着“发明”和“创造”。
    注释：
    [1]参见刘晓春：《民俗学问题与客家文化研究--客家研究的普同性与线性视野之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参见周建华、李竞帅：《从祖先崇拜到崇文重教--理学文化视野中的上犹客家民居门榜》，《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4期。
    [3]以上对九狮拜象的叙述，主要根据笔者自己田野调查，同时参考了李伯勇：《九狮拜象探源》，《上犹文史资料》第1辑，  上犹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上犹县内部出版，1987年，第76-85页。
    [4]参见罗勇：《上犹县营前镇的宗族社会与神明崇拜》，见罗勇、林晓平主编：《赣南庙会与民俗》，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  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出版，1998年，第309-346页；黄志繁：《营前的历史、宗族与文化》，《华南研究资料中心  通讯》第24期，2001年7月号；黄志繁：《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一个赣南聚落12-18世纪的变迁史》，《历  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