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政府所发挥的有益的、积极的作用，农业方面和经济与社会的其他方面所有的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政府似乎为生命和财产提供了大量的保护，它实行了一个普遍的法律制度来鼓励土地的私有权、公平的征税、灌溉工程的调控和水资源的分配，还投资于灌溉工程与道路。总之，农业的发展在几个世纪里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中。反过来农业的发展使得政府取得了财政收入，部分地，为农村的繁荣提供保障。
    新式农业是可持续的吗？这个难题的答案将部分的取决于通过“可持续”所表达的是什么？这个答案并不简单。在这里，为了总结今天的演讲，我将发表一些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几点看法，在我下次的演讲中我将更直接和更详细的解说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种新农业实际上不是可持续的。的确，不论是在阿拉伯占领的以前还是以后，这个地区在农业的生产力和产出上经历了巨大的起伏。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带来了长时期的农业发展，这种发展在大多数地区一直持续到十世纪晚期，在一些地区甚至持续到一两个世纪以后更长的时间。但是在阿拉伯农业革新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力表现明显衰退。投入农业的土地减少且没有得到集约的耕作。这种衰落在某些地区早在十世纪的后期就表现出来了，在十二世纪就已经变得很普遍了。除了有一些中断和甚至短时间的复兴，这种衰落在许多地方好像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到那时候这个地区的农业和以前的状况已经截然不同了。
    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我应该说一种可能的导致因素-可能是人口的增长太多。尽管在阿拉伯占领此地区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我认为人口数的增长对农业和社会总体来说产生了一个积极的作用，可能是这种增长最终超出农业提供足够食物供应的能力；对土地和水资源的过度压力可能引起农业的衰落。直到十一或十二世纪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不能发挥其养活人口作用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人口已经变得过剩。但是人口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否仅仅是农业的衰退而不是长期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不能确定。
    无论如何，过量的人口倾向于在历史进程中通过疾病的蔓延、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的抑制理论-或者通过迁移这种中亚居民常见的解决办法来纠正自己。有时会纠正过度，导致了一个很长的人口不足时期，这也是有它自身逻辑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口少了吃饭的嘴也少了，为了吃饭而干农活的人手也少了。一个地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其数量的减少，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随着农村居民规模的减小，他们的经济自立能力减少，更为孤立，更难以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游牧民族侵扰，更不能生产剩余的粮食用来交易，更易受到大地主和地方军阀的攻击。征税者发现村落荒远，难以企及，辛苦也白费。因为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集约化程度降低以及征收赋税的困难，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对其领域内的控制力变弱。
    当中央政府发现直接征税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征税权被出卖或者“承包”出去来固定金钱的总和。税收负担慢慢变得沉重，农村小地主把他们自己和土地托付给有权有势的大地主或军阀，以向征税者寻求保护，这些人反过来会逼迫中小地主来接受他们的“保护”。这样越来越多的农地成为大田庄的一部分，田庄中的劳动力没有自由，产权也不明晳。市场也已不再在提高土地利用率中起重大作用。瓦克夫的普及，或者把土地永久捐赠给免税的宗教机构，进一步的损害了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到十九世纪晚期瓦克夫的这双“死亡之手”已经伸到了奥斯曼帝国四分之三的农田里。因为这些“地产”经常被分散控制在对农业没有兴趣的宗教人士的手中，他们不好好管理，生产力非常的低。
    政府控制力减弱的另一个表现可以从十一世纪以来生命和财产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全中看出，这种状况或许在乡村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来自附近游牧民族的攻击增多，他们不断地从定居农业生产者那里掠夺土地；雨养农业区，那里的居住区相对不那么稠密，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另外，城市和乡村都遭受来自更遥远地方的浪潮般的侵略。在东方有塞尔柱土耳其人，十字军， 埃由比王朝， 麦木鲁克， 蒙古人， 撒马儿罕回回和奥斯曼，在西方有巴努希拉尔人， 阿尔摩拉维德人， 阿尔摩哈德人， 诺曼和西班牙征服者，在他们入侵的时候都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其中的一些，如蒙古人，对巨大的破坏负有责任。又因为他们来自对土地粗放经营的地区，总的来说不认可这种在早期伊斯兰世界所辉煌创造出来的农业。他们支持谷类作物和放牧占主导地位的，耕地经常休闲的农业。在许多地区由于水利失修、过度的征税、法规的破坏、政府的部落制度对远近贸易的不利影响，情况变得更糟。日益短缺的货币也影响到贸易。尽管在十六世纪晚期，大量的白银从新大陆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货币不足得到了缓解，但至迟在十七世纪的后期，又开始供不应求。
    对早期伊斯兰世界农业最后的一击来自十五世纪后期绕非洲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到十六世纪后期，水稻、甘蔗、棉花、靛蓝，以及其他一些在伊斯兰教成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被引种到伊斯兰世界的作物，在印度、东亚、东南亚和美洲种植，并输出到欧洲和甚至阿拉伯国家。到十七世纪末，水稻、香蕉，甘蔗和棉花，作为出口作物，已从地中海流域和西亚的一些地区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这个地区农业的衰退是断断续续的但却是长期的。到十九世纪中期，整个地区的人口大大的减少，耕种的边缘已经退缩，对耕地的利用变得粗放，农产品的交易剧烈的下降。依靠农村提供食物，提供销售一些工业产品的市场，提供税收和租金的大城市，已经缩小到它们原先规模的一丁点儿。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权力开始在这个地区扩张。
    通过我们对西亚和北非的农业长期趋势的考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处于农业领域之外的因素可以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古代晚期、前伊斯兰时期农业的衰落中，在早伊斯兰时期农业取得惊人的发展中和随后在晚伊斯兰时期农业的再次衰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在其中伸展拳脚的总体背景对农业的兴衰至关重要。人口数、城市化、贸易、货币供应量、安全、税收和农产品的市场可以甚至一定会对农业部门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它们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个地区农业的兴衰。
    气候的变化是否也起作用？农民自己的错误的、目光短浅的策略是否也导致了这个地区农业的衰落？依据现有的资料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在下次讲座中，即使我们不能回答它们，我们也要竭尽全力来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