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4页）因此，历史人物的传记及其评价，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来出版的各类历史传记（不含文学传记）近千种。这个数字反映了历史传记写作的总体成就。其中很多优秀的历史传记在向广大读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对近年来的历史传记进行粗略梳理之后，我们感到有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现发表于此，愿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的真实与想象
    一部历史传记出版之后，往往听到这样的提问：“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疑虑的存在，恐怕主要是对立传原则的认识，即怎样对待历史传记写作的“真实”。
    立传中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完成写作，这是众口一辞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历史真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表象真实。比如一个历史人物衣食住行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物的生卒年月、体貌、经历等等，皆属于这一层次的要求。一般来说，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还是不难做到的。二是历史真实还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探求，即反映一个时期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作为一部历史传记，则应真实、准确地反映该人物精神、心理上的活动。这一点是很难把握的，可以说是历史传记写作的难点。因为有时仅仅依靠历史资料是无法复原传主神韵的。所以，为了写出真实的历史人物，许多传记作者都在苦苦地求索。有的作者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片面强调“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把一个个历史人物写成千人一面干瘪的形象，令人难以卒读；有的作者强调“艺术的真实”，采取历史为我所用的态度，以至任意编造、歪曲历史，出现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笑话和谬误。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给历史传记的写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孔子曾面对流水发出这样的叹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历史也是这样流去，永远无法再现。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照相机、收录机、摄像机，也无法尽现历史原貌；况且与浩大的历史进程相比，纵有多少资料也只能算是片言只语，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然而，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传记，必须勾画出人物的神韵来，这真是摆在历史传记作者面前的一道难解的题。
    怎样才能做到既忠实于历史，又能写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呢？我们认为，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还要靠认真的揣摩、合理的想象去完成，这里所说的揣摩、想象，是通过缜密的考证研究、结合时代、环境及人物特性对史料中缺少的部分的补充，是研究心得的再现，这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在描述心的历程这一层面上，历史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合理想象的。《史记》就是成功的例证。无论是宏观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细节的描述，司马迁都写得那么真实、生动。《史记》有两处写到老鼠，一是李斯由于见到“厕中鼠”与“仓中鼠”生活的差异，决心追名逐利，虽显赫一时，却未得好死。二是写张汤年少时对鼠偷肉的审理，说明其办案能力，终成为“酷吏”。这样的细节，只能是“传闻揣度而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说得好：“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悄，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里讲的“揣度”、“揣摩”、“悬想”，是指“入情合理”的想象，当然，历史传记的写作是不能离开真人真事对史料进行综合与虚构，它必须立足于真人真事，其想象不应是随意的，而是有个“度”。这个“度”就是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对历史人物人情的“遥体”，对历史事件事势的“悬想”。历史传记作者正是由于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才能写出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活动，使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二、人物与时代
    写人就要写时代，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之中，其言行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时代提供的社会、人生大舞台上拚搏，从已出版的历史人物传记来看，离开时代写人物的现象是很少的，而着墨时代较多，着墨人物较少，人物淹没在时代之中的现象则是屡见不鲜。因此，如何处理好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这是每一位历史传记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
    陈翰老有一本书叫《我的四个时代》，是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从中可以对人物传记中“人物与时代”的命题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陈翰老在书中很朴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儿时、青年、中年和老年，显现出一个独立的人在时代大动荡的背景下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奋斗史，同时透过他个人的一生，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群的风貌，比如在旧的私塾学校里读书的孩子的生活，飘洋求学人的奋发历程以及在历史剧变中知识分子的心态等等。而书中所涉及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命运，江南农村的缕迁丝变，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但它的确是个人的传记。它写的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写的是一个人亲历的事，是他周围与之相关切的人物。惟其如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出真正的历史：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一侧。
    这里给人一种启示：只要真实地再现个人，就能看出属于他那个阶层、那个群体的历史，看清楚历史的一角。当然，自传同广义的历史传记并不能等而同之。但成功的自传，确可为历史传记的编著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
    这里也对一种现象提出了疑问，即人物传记能否等同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在目前的人物传记中，试图把个人历史写成时代历史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也有这样的理论，很值得分析探讨。
    从理论上说，个人只是繁杂人类社会中的一分子，他属于一方土地，一个群体，属于特有的阶层，且不说每个人还有各自的禀性、习惯、不同的教育程度和修养等等，不可能想象从一个人画出一个时代的全貌。即使传主是皇帝也不行，不能说一部时代的历史便只是皇帝的历史，反之亦然。
    时下许多历史传记在这一方面是不甚成功的。一本传记动则数十万言甚至上百万言，所谓“大传”、“全传”等等，只是把传主所处的那些年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统统写了进去，而传主本人则深埋其中，令人难以寻觅其真面目，这种人物传记勿宁说更象一部断代史或政治史著作。从历史编纂学来说，这是给历史传记以太沉重的负荷。
    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将相以至皇帝，的确曾扮演过引人注目的角色，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许多较大的历史变革的影子；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及达官贵人的个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宫廷历史、皇族历史、官宦集团历史的缩影，所能反映的只是历史的特定的一面，而不是历史的全部。皇帝尚且如此，别的人物怕更担不起这份重责。人们不能企望在一本传记中写出整个历史时代，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认为，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时代中写人物，通过写人物尽可能地体现时代精神风貌和与之有关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