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民族在过去强大时期与华北无涉，但后来其后裔却来到这里。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在西北地区建国近两个世纪，西夏被蒙古攻灭后，党项人在蒙、元时期被称为唐兀人，属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元朝灭亡后他们走上了迅速消亡之路，但在明朝仍能见到党项族后裔。河北保定郊区韩庄曾出土两座明代的西夏文经幢，据其题款可知建幢时间皆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其题款中有很多西夏时期的党项族姓氏，证明当时当地有党项族聚居，有的还有较高的官职㈣。这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有关西夏后裔的石刻文物，证明华北地区融入了党项族的血液。
    （三）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少数民族关系极大
    北方少数民族趋向中原，辽、金势力的南移，确立了北京大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与天津相连，其余为河北所环绕，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天然的联系。北京建城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成为王朝的首都应自金朝开始。此前，北京作为辽朝的重要城市南京，已为其成为王朝的中心城市作了实质性铺垫，金朝进一步将北京提升为大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中京，完成了由地方中心城市向都城的转变。
    元代继承和发展了北京的都城地位，使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成为将全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明、清两朝延续北京作为首都的作用，特别是清朝使北京成为联系国内各民族的中心，影响深远。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对确立北京的地位作出了最重要贡献。
    三、华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遗存
    对于多民族大家庭来说，华北地区有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民族历史布局，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多民族的宝贵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见证了华北古往今来的多民族历史。华北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遗存难以计数，例如：
    --有古史传说“黄帝战蚩尤”的河北涿鹿境内现存有轩辕丘、蚩尤坟、黄帝泉（阪泉）、蚩尤三寨、蚩尤泉等遗址遗存。
    --从春秋战国开始、秦朝大规模修筑、至明代完善的长城，在其横贯的今九省（市、自治区）中，华北占据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五省（市、自治区）。长城的重要关隘山海关、居庸关、慕田峪关、井陉关、紫荆关、娘子关、雁门关、平型关、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等都在华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王昭君墓见证了汉代匈奴和汉朝的民族关系。
    --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的云冈石窟，展示出五世纪、六世纪鲜卑族所建北魏王朝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北京西有辽代的天宁寺塔。河北涿州城内东北隅有辽代双塔，其中智度寺塔始建于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云居寺塔始建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河北永清、雄县和霸州等地，均清理发掘出了辽代地下古战道。内蒙古巴林左、右两旗内有辽陵。祖陵位于巴林左旗，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贞烈皇太后、齐天太后的陵寝；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怀陵在今巴林右旗，辽穆宗耶律璟附葬于此；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合称庆陵，也在今巴林右旗。
    --位于北京房山车厂村至龙门口一带的金陵遗址，共葬金代十七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
    --北京有元大都遗址，城内有元代白塔。北京昌平居庸关有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过街塔，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台塔。其门洞内用梵、藏、八思巴、回鹘、汉、西夏六种文字题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
    --北京有明清两代修建的故宫，河北有清东陵、西陵和直隶总督府，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
    --少数民族文字文物除上述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西夏文经幢外，华北地区还有很多契丹文墓志铭、八思巴字石碑、蒙古文和满文石碑等。
    --河北省的很多地名、村名都保存有少数民族的印记。
    华北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物和文献很丰富，是这一地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真实写照，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见证，以及各民族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研究这一地区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保护和整理发掘。
    过去对少数民族文物了解、重视不足，有些文物未能很好保护，甚至使之遭到破坏。高碑店是北京通往保定的必经之路，元代著名宰相安童和拜住祖孙皆葬于此，这里矗立着记述他们事迹的高大墓碑，高碑店的地名即源于此。《元史》中安童和拜住的传即以此碑为主要参考资料。民国时，此碑被当地官员破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文物与考古工作，华北地区很多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物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不下数十处。其余省级或县级有关少数民族的重点保护单位为数更多。
    近些年又陆续新发现了不少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和文献。仅以辽代为例，l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释迦像中发现一批佛经，为久已失传的《契丹藏》刻本。l976年在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第四层至第八层塔心室内也发现了《契丹藏》部分刻本。辽代曾在北宋雕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雕印《契丹藏》，共五千余卷，历时三十余年刻成。但《契丹藏》这一重要大藏经刻本久已失传。上
    述两种《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实物空白。又如，契丹文石刻近年陆续发现。其中，契丹大字墓志有1988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1993年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耶律祺墓志》、2000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永宁郡公主墓志》等，契丹小字石刻有l994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的《泽州刺史墓志》残石、199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的《耶律永宁郎君墓志》、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出土的《耶律敌烈墓志》、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韩高十墓志》和《韩敌烈墓志》、l996年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的《耶律弘辨墓志》、l997年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宋魏国妃墓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