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渠首应在泾河上游山谷，是符坚开凿石渠的延伸。杨立业先生从现场地形与文献记载两方面综合分析，认为小龙潭前即今三号洞处是唐代渠首所在。元宋秉亮即说：“白渠口即今小龙潭下是也，”应是指唐代三白渠渠首所在〔20〕。
    其后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的引水渠口更因为不辞艰辛地凿石开洞，向上游石质谷地内部延伸。泾水河床因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下切，这是历代引泾渠口向上推移的最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宋元明引泾效益的递减及清中叶以后的“拒泾引泉”。
    宋初乾德年间（963-968），“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因为唐代石堰被冲毁，宋初即用木梢等制作新堰，恢复了三白渠。其后的淳化二年（991）、至道元年（995）、景德三年（1006）、天圣六年（1028）、康定年间（1040-1041）、庆历年间（1041-1048）、熙宁五年（1072）、熙宁六年（1073）等都有修治泾堰白渠的文献记载〔21〕。
    由于泾渠干支斗渠系在唐代后期已经健全，故宋时只有沿用与维修，最主要的变成了渠口如何能多引泾水。修复渠首堰只能是恢复引水，而重开新渠口则越来越成为势所必然，这是因为随着泾水河床的下切，渠口高仰，水很难引入，故必须向上游别开渠口。至道元年（995），皇甫选已有“别开渠口，以通水道”之举，景德三年尚宾就成功地改凿渠口，“自介公庙迥白渠洪口，直东南合白渠”。熙宁年间多次修治，皆是以改凿石渠为主，其中侯可的凿新渠口虽然失败，却为丰利渠首选择了路线。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主客员外郎穆京奉使陕西，以白渠名存而实废者十居八九。二年，诏本路提举常平使者赵佺董其事，循侯可旧迹，九月兴工，越明年四月土渠成，再越明年闰八月石渠成，赐名曰丰利渠”〔22〕。此次修筑是宋代最大规模地改造泾渠，也取得了宋时的最大效益。
    关于丰利渠口位置，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是无可代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历代引泾渠首工程中阐述最详的记载。其中有关丰利渠口位置的记载有〔23〕：（1）“渠之东岸有三沟：曰大王沟、小王沟，又其南曰透槽沟。夏雨则溪谷水集，每与大石俱下壅遏渠水，乃各即其处凿地陷木为柱，密布如棂，贯大木于其上，横当沟之冲，暑雨暴至则水注而下，大石尽格透槽之口与石棚接，如此已无患。余二沟则凿渠两岸，比大木覆其上，沟水入于泾”。这一记载揭示了丰利渠口位置与渠东各沟的关系。（2）“惟石渠依泾之东岸，不当水冲，乃即渠口而工，入水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势顺流而下”。
    这里描述了丰利渠口的特征：渠口距泾河岸边百尺到百五十尺，渠口前河岸岩面较低，需要在水下施工。据附图4。 宋元引泾渠口遗迹示意图所示，以现代泾惠渠大坝为基点，向南1210米的渠口遗迹，距河岸边垂直方向30米，偏北方向40余米，河岸岩面低于上下游河岸2到3米，地形地貌完全符合记载。南渠、北渠已被冲毁，但两渠所在地基仍存。（3）“又泾水涨溢不常，乃即火烧岭之北及岭下，因石为二洞：曰迥澜，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为二闸：曰静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节湍激”。本段叙述丰利渠首的枢纽布局：二洞二闸结合，因地制宜。现场情况是，火烧岭在距基点1375米左右；岭下及岭北之二洞遗迹尚存，因渠道改线（即鄂山新渠，三号洞），洞门失效而堵塞。在澄波洞进口上游，现渠道右岸上壁，有闸槽遗迹一道（距基点1232米）。两闸槽遗迹可能是静浪、平流二闸，与两洞结合，便于调节引水流量，防止渠道淤积，布置合理。现场遗迹符合记载，说明距基点1210米处渠口遗迹，应即丰利渠口。
    以上从大地形的渠沟关系、小地貌的渠口特征和渠首枢纽布局三方面分析辨别，无论历史记载与现场遗迹，都说明了距基点1210米处的渠口遗迹就是宋丰利渠口。
    丰利渠是泾渠在宋代最成功的渠首改造，效益也很显著。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曰：“土石之工毕，于是平导泾水深五尺下泻三白故渠，增溉七县之田，一昼夜所溉田六十顷，周一岁可二万余顷”。侯蒙《丰利渠开渠纪略》则曰：“疏泾水入渠者五尺，汪洋湍驶，不舍昼夜，稚耆欢呼，所未尝见。凡溉泾阳、醴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邑之田总三万五千九十有三顷”。蔡溥和侯蒙所说溉田面积并非实灌面积，而是按一昼夜灌田六十顷365天全部不停来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实际上，泾水洪汛期是不能灌溉的，要闭渠，而庄稼在风调水顺时也不要浇水；同时灌溉农田面积与每年实灌面积也是不一样的，即有些田地每年是浇灌两遍的。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说：“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从丰利渠石渠“下宽一丈二尺，上宽一丈四尺，导泾水五尺”的过水断面估算，其引水流量有十多个立方米/秒，灌到八九十万亩即《长安志图》所谓九千余顷，已属不易，绝对达不到上述宋人所谓的二万甚至三万余顷。
    宋建丰利渠初为无坝自流引水，其后因泾河下切，渠高河低，故只得采用筑石囤堰之法，壅水入渠，元代前期曾经多次维修。至大元年（1308），王琚为西台御史，因其曾为泾阳县尹，亲自参与过泾渠修治工作，能够认识到引渠灌溉的重要性，也能体察泾渠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宋丰利渠因河道下切而显得太过高悬，于是建言重开引水渠首，向上游延伸。“至大三年（1310），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24〕言。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由是会集奉集奉元路三原、泾阳、临潼、高陵诸县，洎泾阳、渭南、栎阳诸屯官及耆老议，如准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计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广一丈五尺。……自延祐元年（1314）二月十日发夫匹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官言，石性坚厚，凿仅一丈，水泉涌出，近前续展一十七步”〔25〕。
    这是元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筑渠首工程，不过因工程并没有按照原来设计的标准开凿好引水石渠，故后来屡有兴筑，终至于完成。至元初年，御史宋秉亮详细考察了泾渠渠首，认为上次所开王御史渠“犹有三尺未开，宜与（于）旧凿渠底通行计料，再令开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囤堰之设，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26〕。至元二年（1336），“再开四千四百零二工一分，五年再开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五工”〔27〕。
    元代最初利用宋代丰利渠首，后来开凿新渠口，即王御史渠首。其位置据《元史·河渠志》，王琚所修新渠是于丰利渠上“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或曰“更开石渠五十一丈”。用“更开”和“展修”来叙述王御史渠的兴建，说明王御史渠是由丰利渠口向上游延伸，王御史渠口在距今泾惠渠大坝1056米处，参见附图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