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里为肉食提出的具体来源，是“鸡、豚、狗、彘”和“鱼鳖”。前四项是家养的，后两项应由渔捞供应。鸡是我国最早的家禽。它的祖先，是“原鸡”。现在云南野生和半野生的茶花鸡，是家鸡的祖先。现在各地培养出来的优良品种很多，是否都起源于原鸡，很难确定【7】。春秋时代起，斗鸡曾是有闲阶级的娱乐项目。汉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曾将“长鸣鸡”作为玩好。战国时，已开始养鸭（古来称为“鹜”和鹅。鹅在《孟子》裹面提到过，《战国策》和《楚辞》襄鹅骛和鸡骛连举，可见南北各地都已经饲养。鸡在甲骨文字和金文里遇见的次数不多，但有一个著名的食物盛具，叫做“彝”的，近来文字学家们认为它只是煮炖鸡汤送上食桌来的铜碗。可见，鶸从商以来是颇常用的供食家禽。战国到西汉，有不少阅于“狗屠”（屠狗、卖狗肉的人）的记述（例如，“燕市狗屠”是荆轲的一个好朋友，樊哙是“狗屠”出身）。贡献的“献”字，原来写作“献”，是“肤”的会意。“鬳”，是陶制炊具。加“犬”，意思是用瓦锅煮狗肉。表示赞成的“然”字，就是用火烧狗肉的意思。这个行业后来渐渐消失了，原因还不清楚。
    （二）役畜
    蒸汽机、内燃机等动力机械发明以前，人类所能利用的动力只有风力、水力与畜力（动物的肌肉动能）。然而，对于风力、水力的利用，要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只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才能应用。人类的体力在强度、速度与持久力上，都比不上役畜。因此，役畜的驱使，是人类脱离自然羁绊，建立文化的重要关键之一。
    马在我国家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大致也和世界其它民族一样，在进到农业生产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依靠马的速度与持久力，在猎获中取胜。随后，更把马善走的本领运用到战争中，逃走和追捕能否成功，马速与骑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就古典汉字分析一下：表示速度的字（例如，驶、驰、骋、腾、骞、骏、驽等字）和控制技术的字（例如；驾、驭、羁、骑、驱、驯、骄、惊、骇、骚等字）都与马有关系，可以想到古人对马的体会与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农业生产渐渐发达，黄河流域许多草原都逐渐开辟成耕地之后，饲料与牧场限制了马的自然繁殖。国防上所需用的马匹供应不及，就从长城以外兄弟民族那裹大量输入【8】。到南宋时，黄河流域的直接交通隔断，蒙古马得不到时；除了购买甘肃的洮岷马外，还企图从西南地区输入。由两漠直到明代，如何从“口外”换取足够的军用马，常是军政机构最迫切的任务。这项贸易，对蚕桑和茶叶栽培，一直是重要的刺激因素。输入以后的牧养管理，同农业生产发生的矛盾，也一直不易解决。占用民间耕地放牧国家所需要的马羣，常是统治者与人民羣众之间的尖锐矛盾之一。
    猎手与骑兵所使用的马匹，都是直接骑乘。军用马匹，除了一部分供骑乘之外，大部分用来驾战车【9】。快马除了驾车、作战之外，似乎只有帝王、贵族和高级官员才有法定的使用权利。考古学者近来发掘了不少“车马坑”，一“乘”车配备二匹、四匹甚至六匹马。从史书中《礼乐志》中所记载的“仪注”（典礼排场节目）看来，皇帝们的大驾卤簿，多达六百乘车，少的也有几十乘。陆路运输中，公务递送和官文书递送所用的“驿马”，通常都由次一级官马服役。一般中层社会的人，只可以使用比官马差些的马。农业上所用的挽马，都是不合格的所谓“驽马”，以及牝马、老马。由于马比较难得，所以我国从殷商以后，很少特意屠宰的。而相马、医马等技术，也发达得很早。“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句比喻，流传很久。这里说医马而不说医其它家畜，可以说明对马的重视。华北不少地方，现在还以“马医”为兽医的通称。
    驴、骡、骆驼（古代写作“槖驰”），从公元前二世纪末起，已经开始由长城外陆续大量输入。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驮（背负）畜或挽（拉车）畜。健骡也常用为骑畜。和牛分担农役的驴、骡，比马还多。骆驼有少数用在驿递上。
    牛，一直是我国最普遍、最重要的役畜。大致从古代起，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东北耕垦区域，都用黄牛。长江流域以南，一以水稻生产为中心的地方，从南边输入了更适用的水牛。西南高寒山地，牦牛（“牦”）最适应。牛的速度不如马快，寻常夸说快马是“千里马”，而快牛只有‘八百里牛“。可是，牛的持久力强，饲料要求比马低，繁殖条件也没有马那样苛刻选择，饲养管理容易得多。我国农家役畜所以偏重用牛，国家管制不是唯一原因。
    最初用牛，大概只是供食用，偶尔用作骑畜。后来创造了轭，套牛挽车，牛便大量用在交通运输上。古代民间运输主要都用牛车。后汉以后，快马愈来愈难得了，大家讲究养快牛，连豪门贵族也选择快牛来驾车，因此，有”相牛“的专书出现。牛医在后汉时已成为专业。
    牛在耕种方面服役，最早起于何时，从宋代起就有争论，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不过，西汉时牛挚已经很普遍，是可以肯定的。《漠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公元前二世纪）时，有一个曾作过平都（县）令（县长）的光（不知道姓什么），曾经倡议在耕牛不够的地区，用人力代替牛来拉犂，可见人拉犁当时已被遗忘，一般都用牛挽。这个县长的领导人”搜粟都尉“赵过，创制过两条牛挽的”耦犁“和”三犁共一牛“的新式犂，也只是在常用的犂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已。轭字在早期金文中已经出现。很难相信上轭的牛，只可以挽车而不能挽犂。甲骨文字主要是占卜的记录，金文所记一般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生活。像牛挽犂这样”猥琐平凡“的事，与贵人们的豪侈生活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这是不难推想的。因此，即使早已通行，也不见得一定就在早期文字中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