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内诸司使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注：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见《魏晋南北朝隋唐资料》第5，6 辑； 赵雨乐《唐宋变革时期之军政制度》， （台）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正中书局1971年版。本文凡提到学术界观点，不另注出处者，均见于此。）但由于占有史料方面的问题，有些使职尚未涉及，已论到的仍存在某些疏漏现象。笔者主要依据近年来出土的唐代碑志和敦煌写本伯3723号《记室备要》中的相关资料，（注：本文所用《记室备要》系友人赵和平教授整理并提供。）结合史籍记载，试对这些问题作一考述，未尽之处，祈望得到指正。
    （一）牛羊使这一使职在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卷6 中有记载：“《通典》曰：‘太仆之属，北齐有牛羊署令’。《宋朝会要》：‘诸司使、副有牛羊使，诸司库务有牛羊司’。开宝二年六月诏文，已有‘大祀所供犊，自今委牛羊司豢养’之语。疑国初官也。”由于高承认为牛羊使始置于宋初，加之在唐代史籍中不见记载，故已有的研究均未涉及这一使职。《记室备要》卷中“贺牛羊使”条云：“谦居卑牧，后己先人；时推哲贤、众仰英特。今者荣加贵位，宠拜重司，刍豢既均，群类蕃息。自是风云道广，品秩序高，……”《记室备要》署名乡贡进士郁知言撰，其自序云：“时以咸通七年，偶游于鲁，遇护军常侍太原王公，好习儒墨，常以文字饰于缄章，染翰抽毫，皆成四六；至于毬酒娱乐之际，虽有掌笔之吏，亦未尝委焉。因命愚怀，备述所要，以防其阙。”据此可以知道《记室备要》是郁知言在咸通七年（866 ）为监军使王某所撰的表启文范，进而可以推断牛羊使在此年之前已有设置。据研究《记室备要》卷中状启的对象均为北司官员，故牛羊使应属内诸司使系统。从上引“谦居卑牧”，“刍豢既均，群类蕃息”等语看，牛羊使的主要职能是掌管牛羊杂畜的牧养。
    据《王公素墓志铭》载，其第六子王惟赞，“任牛羊判官，内仆局丞”。[1]（《全唐文补遗》第3辑）牛羊判官即牛羊使判官。王公素的《墓志》撰于大中十三年（859）四月， 这就说明此时已有牛羊使的设置。王惟赞本官为内仆局丞，当是宦官无疑。牛羊使下有判官的设置，必有小使之类的役使人员，可见牛羊司的机构还是比较健全的。上引《记室备要》中的“宠拜重司”一句，“重司”即重要机构，可见牛羊司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另据《刘渶浰墓志铭》载，[3]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大和九年（835）八月，“又迁牛羊使，兼赐紫金鱼袋。”这是目前所知道的牛羊使设置的最早时间。从文义看该使的设置还要早一些。具体时间当有待于新史科的发现。刘渶浰在充任牛羊使之前，先后充任过五坊副使、飞龙副使、宣州监军使、毡坊使等，逐渐升迁为牛羊使，这就证明牛羊使的地位要高于以上诸使。《记室备要》卷中也将牛羊使的顺序排在监军使之前，并说：“自是风云道广，品秩序高”。说明能够充任牛羊使者必是品秩较高的宦官上层分子。牛羊使负责牧养的牛羊杂畜作何用途呢？关于这一点《刘渶浰墓志铭》也有记载，“便蕃左右，趋侍龙楼；供亿有常，宣索靡阙”。也就是保证宫廷及京师诸司的供给。这本来是太仆寺的重要职能，《唐六典》卷17《典牧署》云：“掌诸牧杂畜给纳之事”，“凡群牧所送羊犊皆受之，而供于廪牺、尚食之用。诸司合供者亦如之。”故牛羊使的设置是对南衙职权的侵削。从职能上看，牛羊使的权力比典牧署还要大一些，后者只掌杂畜给纳之事，而不掌牧监之政；前者既掌牛羊杂畜的供给，又掌牧养之事，这样就更进一步地侵夺了太仆寺掌管杂畜牧监的职能。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广大的西北优良养马牧场尽失，杂畜牧养及给纳又被牛羊使所夺，这样就使南衙系统的太仆寺基本被架空了。
    （二）武德使这也是一个不见于唐代史籍记载的使职。据于肃所撰的《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载：“公讳某，京兆人也。祖某不仕。父楚，皇任朝散大夫、内给事中、武德使、判宫闱令。”[4] （《全唐文》卷371）从《神道碑》所记看，韦某死于乾元元年（758），终年66岁。据此推算，当出生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3）。 碑文云：“髫龀之年参内侍省，出入门閤。”说明他是童年入宫当宦官的，如以13岁计，则应在中宗神龙元年（705）。 碑文记载的其父韦楚的官职是最终官职，其中内给事中的“中”字为衍文。由于不知韦楚死于何年？所以不好断定他充任武德使时的大体时间。碑文说韦某于开元十年（722）释褐授内府局丞，也就是他在30岁时，入宫至少17 年后才得到官职，此前一直是白身宦官。这一现象在唐代有家庭背景的宦官中是极少见的，说明韦某身无靠山，无人提携，才迁延至此。根据这一情况判断，韦楚可能在韦某成年前就已死去，才导致他久久不能升迁。如果以上推论不错的话，武德使至迟在中宗神龙中或玄宗开元初就已经设置了。
    另据《焦仙芝墓志铭》载：“昆弟曰仙晟，见任内常侍，行内寺伯令、充武德使、赐紫金鱼袋。”[2]（《全唐文补遗》第2辑）其中“令”字为衍文。焦仙芝墓志撰于会昌四年（844）十月， 志文所说的“见任”二字，应指此年。前引《王公素墓志铭》还载，其次子王惟昇，“任武德都判官，掖庭局监作”。王公素墓志撰于大中十三年（859）， 王惟昇任武德使都判官当在此年。又据《吴全缋墓志铭》载：“至（咸通）七年四月十一日，改授武德副使。公伟望宏才，藉能缉理，颇有条贯，改旧唯新”。[2]（《全唐文补遗》第2辑）《唐重修内侍省之碑》载，昭宗光化二年（899），宦官宋道弼等主持整修内侍省时， 还对宫中被毁的内诸司机构进行了重建，所谓“内则内园、客省、尚食、飞龙、弓箭、染房、武德留后、大盈、琼林、如京、营幕等司。”其中也包括武德司在内，可见直到唐末仍然设置。武德司有使、副使、都判官等官员，说明其机构是相当健全的。昭宗天祐元年（904 ）闰四月戊申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閤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5]（《旧唐书》卷20 上《昭宗纪》）武德使的罢废当在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