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条所载的后梁诸使中无酒坊使，可见没有设置，其职事大约归并于司膳使。五代其他王朝是否设置，史无记载，估计后唐可能有设置。但宋代确有没置，《文献通考》卷55《职官考》九：“良酝署，属御厨，有内酒坊使，掌造法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国之用。监官三人，监门二人，以三班、内侍充”，当是沿袭唐制而来。
    （五）鸡坊使《金石萃编》卷113 《王文干墓志》：“宪宗践祚，……迁鸡坊使。”《新唐书·百官志》、《唐会要》等书均载，唐朝有雕、鹘、鹞、鹰、狗等五坊，置五坊使以掌管之，而无鸡坊，从而可以断定鸡坊使不隶于五坊使。上引墓志中有“翦拂珍禽，在斗自我，羽翼奇特，利用绝群，每蕴能名，谁之能匹”等句。则知鸡坊使之职为饲养、培训斗鸡。陈鸿《东城老父传》云：“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11]（《太平广记》卷485）据此鸡坊始置于先天初（712）。当时鸡坊还未置使，掌其事者据传文称，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王承恩亦是宦官。
    另据《常无逸神道碑》载：“上以听览之余，欲知鸟兽之性，赋茅而狙公已远，能扰而豢龙则亡。以公弄鸟皆驯，且有老莱之好；牧鸡知胜，遂用梁鸯之能。故别敕检校鸡坊使。”[2]（《全唐文补遗》第3辑）常无逸先天初入宫，天宝七载十二月死。据碑文其任检校鸡坊使是玄宗即位不久，当是继王承恩而接管鸡坊的。宪宗时王文干充任过此职，宪宗以后诸帝大多喜欢观赏斗鸡，如敬宗、文宗、懿宗、僖宗等，尤以僖宗为甚。据载：“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6]（《资治通鉴》卷253）故鸡坊使的设置当延续到唐末。五代时期未见有鸡坊使设置的记载。
    （六）辟仗使这一使职的设置时间尚不知道，肯定在唐宪宗之前是无疑的。《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元和）十三年四月，内出印六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旧制：内官为六军辟仗使，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犹外征方镇之监军使。初不置印，于时，监军使张奉国、李文悦尝见工徒出入官衙，虑外患初息，禁中营缮或多，因白宰臣，冀以论谏。宰臣裴度遂谏之。上怒奉国等不自陈，而外议禁中事，绝其朝请。数月，纳度之谏，释之，遂授奉国鸿胪卿，文悦左威卫大将军、充威远军使。龙武军既阙帅，由是命辟仗使主军，印异于事，其军之佐吏，或抗言以论，或移疾请告，于是特赐辟仗使印，俾专事矣。”另据《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三年四月条载：“戊辰，内出废印二纽，赐左、 右三军辟仗使。”胡注：“龙武、神武、羽林三军各分左、右。”与《唐会要》“内出印六纽”相异。如印为六纽，则六军各置辟仗使一人；如印为二纽，则辟仗使只置二人。从上引二书“赐左、右三军辟仗使”之句及胡三省注看，置二使似为正确。如为六使，则不必将六军分左三军、右三军。《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亦称：“后有左、 右三军辟仗使”。这个问题在许多宦官墓志也可得到证实。如许遂忠“（元和）十五年为右三军辟仗使”。刘渶浰 “至开成元年正月，又迁右辟仗”。杨玄略“至（大中）五年三月，除左辟仗使。”[1] （均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以上诸人墓志）又，上引《唐会要》记张奉国、 李文悦为监军使，肯定有讹误。其中记两人调任后，“龙武军既阙帅”云云，证明两人为该军统兵将领。《资治通鉴》卷240 元和十三年正月条：“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胡三省在李文悦下注：“大将军，即右龙武大将军”。《通鉴》所记为是。从此以后，六军之权总于辟仗使，大将军、统军皆无兵权。
    关于辟仗使职能的这种变化，有许多史料都可以证实。《记室备要》卷中“贺僻仗使”条：“今者统亲戎之貔虎，僻密仗之戈铤；威耀禁中，声驰阃外。”《刘渶浰墓志铭》记其任右辟仗使后写道：“夜巡昼警，宫室坦安”。《杨玄略墓志铭》在记其任左辟仗使时云：“提骑警巡，严整环卫”。措辞虽不同，意思却完全一致。众所周知，自府兵制破坏后，南衙诸卫已成空架子，唐朝的禁军主要是左右神策军和六军，前者由两军中尉统率，后者又由辟仗使控制，这样就使朝廷直属的军事力量完全为宦官所掌握。李德裕说：“汉氏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武帝即平百粤，内增七校，今之中尉实司其任。”[4] （《全唐文》卷711 《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刘公神道碑》）唐前期有诸卫与六军互相制约，后又有神策军与六军相互牵制，自从禁军全部兵权归之于宦官后，已失去了互相牵制的意义。难怪在南衙北司之争中南衙总是处于下风。
    （七）洛苑使唐朝在东都诸宫苑置有总监、苑四面监等机构，掌管苑囿、池沼、殿台的修葺、种艺等事务。后又设置了洛苑使取代苑总监，全面负责东都诸宫苑的管理。关于洛苑使的设置，最早见于《新唐书·冯宿传》，冯宿任河南尹时，“洛苑使姚文寿纵部曲夺民田，匿于军，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辄与文寿偕来，宿掩取榜杀之。”姚文寿就是宦官。另据《旧唐书》本传载，冯宿任河南尹是在文宗大和二年（828）。从这个记载看，东都诸宫苑撤监设使还要早于西京长安。（注：据《唐会要》卷66《西京苑总监》载， 长安撤监设使在开成五年（840）。）近有《大唐故飞龙洛苑判官登仕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上柱国吴兴姚府君墓志铭》问世，[3]（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第14 册）据墓志载姚某死于大中八年（854）秋，上述官爵为其最终官职， 其中洛苑判官即指洛苑使判官，说明洛苑使至宣宗时仍然设置。不过姚某是非宦官身份，在内诸司使系统中下属官吏也可参用士人，对于这一点并无统一要求，因为许多事务仍需到宫廷以外办理。如张汶大中时任内庄宅使都勾官，其兄张从政为内庄宅使都勾押官。[12]（《千唐志斋藏志》《唐内庄宅使都勾官清河张府君墓志》）这两人都不是宦官，而内庄宅使却必须由宦官充任。后梁仍有洛苑使的设置。宋代沿袭唐五代之制，设置了洛苑使，却不领实务，以他官勾当或置监官掌管苑囿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