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仗内使《记室备要》卷中记有仗内使（令）。这是唐代史籍及碑刻中所未见的一种使职，大概设置较晚，所以极少见于记载。关于其职能，《记室备要》云：“私官德异行殊，词高学赡；操张多术，通变应机。……今者位崇令长，任重刑名；尽理而[不]贷奸豪，奉法而难容欺隐。既彰正直，克副恩荣；圣泽逾深，群望弥切”。（注：方括号内文字为整理者所补。）从这些话看，仗内使当是一种执法之官，至于具体职能还需进一步探讨。《记室备要》共分三卷，是郁知言专为监军使王某撰写的给皇帝及朝中南北司官员、同僚的表、状、书、启等的文范。上卷的对象是皇帝和南衙诸司官员，中卷是北司宦官，下卷主要是荐书和送物的书启。上卷罗列的南衙系统执法官员有御史大夫（含中丞）、杂端（即侍御史知公、杂事者）、侍御等，中卷涉及的北司系统执法官员即仗内使。很显然两者的执法范围是不同的。《新唐书·仪卫志》上：“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即供奉仗、亲仗、勋仗、翊仗、散手仗，“皆带刀捉仗，列坐于东西廊下”。仗，即仪卫。仪卫之内，自然是宫禁。仗内，实即禁中、内廷之意。仗内使的名称已将其执法范围表示得十分清楚了。唐制，内侍省有内寺伯，“掌纠察诸不法之事”。[5]（《旧唐书》卷44 《职官志三》）这是沿袭隋制而来的制度。当内诸司使系统愈来愈庞大，职事更加繁杂之时，原来的旧制度便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仗内使当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置的，执法对象为禁中与内诸司使系统。仗内使的取能和内寺伯不同，不仅仅是纠察、监督不法之事，从“任重刑名，尽理而[不]贷奸豪，奉法而难容欺隐”等语看，他还负有掌握法律，审理案件，惩治奸恶之责。正因为如此，对充任此职者的要求比较高，所谓“词高学赡，操张多术”，即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与学识。五代时期内诸司使系统的规模大大缩小，仗内使未见设置。
    （九）两街功德使关于其设置情况，《新唐书·百官志》三有较详记载，录之如下：“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以僧尼隶词部。开元二十四年（736），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783），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807），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街功德使。 会昌二年（842），以僧尼隶主客，太清宫置崇元馆，亦有学士， 至六年废，而僧尼复隶两街功德使。”将唐朝对佛、道二教的管理归属及变化，作了一个大致的叙述。据《高可方墓志铭》载：“曾祖力士，开府仪同三司、兼左街功德使”。[3]（《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说明玄宗天宝时已有两街功德使的设置，并以宦官充任。这一时期尊崇道教，道士、女官既归司封管理，很可能将僧尼划归左右街功德使管理。《旧唐书》卷157 《郗士美传》载：“鱼朝恩署牙将李琮为两街功德使，琮暴横”云云。此事约在代宗时期，说明这一时期两街功德使并不为宦官专任。上引《新唐书》中关于会昌二年“以僧尼隶主客”的记载有误。据《唐会要》卷49《僧尼所隶》条记载，应在会昌五年。这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又据《六典》，主客掌朝贡之国，七十余番、五天竺国，并在数内。释氏出自天竺国，今陛下以其非中国之教，已有厘革，僧尼名籍便令系主客，不隶祠部及鸿胪寺，至为允当。”这时武宗已开始了打击佛教的行动，引文中“已有厘革”之语，即指此。会昌五年八月颁布的《拆寺制》云：“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14]（《唐大诏令集》卷113）可见武宗为了尊崇道教，抑制佛教，搞华夷之别， 遂将佛教事务转归主客管理，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已死，宣宗即位，遂于五月把僧尼复归两街功德使管理，“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13]（《唐会要》卷49《僧尼所隶》）
    关于功德使的职能，从文宗大和时颁布的《条流僧尼敕》可以看到大致范围，敕云：“自今已后，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长吏，严加捉搦，不得度人为僧尼。累有明敕，切在提举。惟我元元，务在长育，擅有髡削，亦宜禁断。比来京城及诸州府三长斋月、置讲集众兼戒忏，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后，巡门家提，刑割生人，妄称度脱者，并宜禁断。且僧尼本律，科戒甚严，苟有违犯，便勒还俗。若有自愿还俗者，官司不须制立。如闻两街功德使近有条约，不许僧尼午后行游。……从今已后，午后任行。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得五百纸，文字通流，免有舛误，兼数内念得三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诸州府敕到后，许三个月温习。然后试练，如不及格，便勒还俗。”[14]（《唐大诏令集》卷113 ）说明两街功德使掌管京师的宗教事务，除了僧、道之籍外，还包括剃度、考试及宗教活动等。从敕文中关于寺院、兰若“如因破坏，即任修葺”等语看，寺院管理之政令也在功德使职掌范围内。宗教事务本归礼部祠部司和鸿胪寺掌管，功德使的设置，侵削了两司的部分职权。
    两街功德使的再次设置时间，上引《新唐书》行文比较含糊。《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六月条胡注：“贞元四年，崇玄馆罢大学士， 置左右街大功德使。”崇玄馆大学士原由宰相兼任，[9] （《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废去后左右街功德使是否仍由南衙朝官充任，不得而知。贞元十二年设置左右神策军中尉时，首任者窦文场、霍仙鸣是否兼功德使，史无记载。但至迟在十七年（801 ）功德使便分由两军中尉兼任，并形成为定制，这样功德使遂成为内诸司使之一。其基本情况是：左右军中尉、副使分任左右街正副功德使。这种现象在唐代宦官墓志或神道碑中有大量记载，无一例外，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史料了。由于两街功德使例由神策中尉兼任，遂使其成为内诸司使中的显职。东都功德使也由宦官充任，以控制东都宗教事务。
    《旧五代史·庄宗纪》四：“以特进、检校太傅、开封尹、判六军诸卫事封充功德使王瓒为宣武军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说明后唐时功德使仍然设置，只是改由武臣充任。五代时期武臣、宦官参任内职的做法，开了宋代以武臣充任内职的先河。《五代会要》卷16《祠部》载：“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两京诸州府，每年造僧帐两本，一本申奏，一本申祠部’”。两京僧尼之籍原属功德使掌管，此时收归祠部，可能后周时功德使已不再设置。虽然尚不知具体罢废时间，但至迟此时不置是不成问题的。
    对已研究过的一些唐代内诸司使，尚有一些疏误存在，有必要作一补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