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萌生于19世纪末，辛亥革命时期有相当发展，改良派、革命派都对之进行探讨和宣传鼓吹，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思想更成为时代的主题。辛亥革命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与重要区别呢？学术界对此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一、“救国”与“救人”
    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主题，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时期的思想家们都予以积极关注，他们都有救亡的愿望，同时也都提出了启蒙的要求。但是他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简单来说，前一时期立足于救亡而倡导启蒙，后一时期则立足于启蒙而兼顾救亡。
    1895年春，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他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他把国民素质提到“本”的高度。[1]（P48-52）辛亥革命时期更多的人将视角转向国民自身。梁启超著《新民说》，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P1）戊戌变法失败就是“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P2）他说，一国政治与国民素质一般来说是吻合的，“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行若是之政”，[2]（P2）“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3]（P9）立宪政体是其当时追求的目标，然“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而后能行之”。[4]（P5）同时，“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莫由”。[2]（P5）所以，从内治与外交上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2]（P2）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新民”为抵抗列强侵略和实现宪政改革服务，那么邹容、章太炎等革命派则是从革命排满的角度呼吁改造国民的。他们认为，正是满清的专制统治造成我同胞“无主性”、“无国性”、“无种性”、“无独立之性”，所以，“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以开民智、新民德”，革命以复国民“天赋之权利”。[5]（P651-673）
    梁启超等是思想家，但更是政治家，他们密切关注着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他们认为，“挽浩劫而拯生灵”的关键是变革政体，而变革政体的启动点则是改造国民性。可以说，他们倡导改造国民性直接目标是为改革打基础，达自强之目的。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把国家、社会放在了第一位。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政治取向虽不同，但将民国性改造服务于政治变革，谋求国家独立则是一致。
    与此不同，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总结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结果，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一反传统把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陈独秀说：“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6]（P166）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则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主张“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的翻版。易卜生说：“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7]（P466）易卜生又说，当全世界如同海上沉船时，“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7]（P465）把个人的发展安危放在首位，是易卜生主义的要点。胡适极其很热心地把易卜生主义推荐给国人，其价值取向不言而喻。周作人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站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8]（P42）他很明确地把爱自己放在首位。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说得更为明确：“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是国粹”。[9]（P306）
    概括言之，陈独秀等以个人为本位，把现代的人的发展和人的要求放在首位。陈独秀倡导“人权”，胡适强调“救出自己”，鲁迅呼吁“救救孩子”，周作人宣传“人的文学”。他们都是以高度的理性把握着思想启蒙这一重心，从创刊《新青年》到“一战”结束的3年零2个月中，陈独秀很少直接抨击中国现实政治，而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妇女的解放等则是其宣传鼓吹的中心主题。
    梁启超在《新民说》“绪论”中有一生动的比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P1）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正是从救亡这个时代主题中派生出改造国民性这一历史副题。而陈、胡等人则将救亡与启蒙视为一体，认为启蒙更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根本问题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求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6]（P384）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认定只有国民的彻底觉悟，才会有国家的“根本之救亡”，社会这个“大我”的不朽。他们以一种更厚实的历史感和文化感发展了此前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将改造国民性进行民众的思想启蒙提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