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造就现代国民与造就现代人
    两个时期的思想家的改造国民性的具体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是以西方近代国民形象为标准来塑造本国国民，前一时期注重培养“国民意识”，即现代国民的素质。必须指出梁启超等使用“国民”这一概念时，是把“国”与“民”紧联系在一起的。后一时期注重培养个人本位意识，即现代人的素质；这里自然有着各自取法对象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人民特点之差异，更展现了二者立脚点的不同以及后者对前者历史的深化与超越。
    “国民”最早是由梁启超明确其概念的：“国民者，以国为民之公产公物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守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谓而亡，是之为国民”。[10]（P56）后又提出：“有国家思想者，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2]（P16）梁启超从国家、民族角度定义国民，呼吁变奴隶为国民，正体现了辛亥时期“救亡”的主题与资产阶级各派思想家的“救国”的追求。他们的“新民之道”也就是突出如何去培养人们的“国民意识”，以达“救亡”之目的。
    塑造新型国民，首先要“新民德”。梁启超说，“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2]（P15）新道德的核心是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2]（P15）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然而，“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者十九，而公德不及一焉”。[2]（P12）他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但个人利益是与群体利益紧密联系的，个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因此人们应当“为公”、“利他”，提倡“合群”、“利群”、“爱群”之德。公德是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是“诸国之原”。[2]（P15）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主要标志，以公德为核心的新道德的建立，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好群己、公私、人我关系，有益于挽救中国危亡之大业。
    促成社会公德的普遍养成，必须打破数千年的家族观念，建设“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P16）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2]（P18）其原因就在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他积极呼吁培养国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
    培养国民的公德意识与国家思想又与培养其自由、权利、平等等政治观念与政治能力以及进取昌险尚武等精神是相联系的。梁启超说，“自由者，精神界之生命也”，“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莫由”。[4]（P45-46）梁启超把自由分为团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二种。他认为团体自由高于个体自由，团体自由是获取个人自由的前提和手段。[2]（P44-45）对于权利，梁启超说，人类“以保生命保权利两相倚”；[2]（P31）“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感情之敏锐即英人立国之原也。”[2]（P33）他批评中国人无权利思想。“吾中国先哲之教，曰宽柔以教，曰犯而不校，曰以德报怨，以直抱怨”，以致于以“百忍成金”、“唾面白干”为佳话，“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2]（P35-36）然而，他又明确地将权利当成一种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来看待。“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2]（P36）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但个人的权利是服务于对团体的义务的。由此，他强调国权。他说，“国民者一私人之所结集也，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民有权者谓之有权国”，[2]（P39）所以“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2]（P40）对于独立自尊，梁启超说，独立自尊是“不倚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于世界者也”。“吾中国所以不成独立之国者，以国民缺乏独立之德而已”。[4]（P43-44）所以，要提倡独立自尊，以排除千年的奴性，抗拒外来侵略，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认为中国的专制政体、家庭制度、生计问题以及丧乱频繁等造成中国人政治能力低，“能力与思想不相应为中国前途最可忧危之事”，“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2]（P156）他强调国民政治能力的培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他认为中国之弱，就在于不能自治，“己之不能治，则必有他人焉起而代治”，而“真能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2]（P51）他主张要有“一身之自治”，也要有“一群之自治”。“国有宪法，国民之自治也，州郡乡邻有议会，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2]（P53）
    简单来说，梁启超突出强调从道德与政治观念及政治能力两方面来培养国民。他提倡的道德主要是爱国心和社会责任心；政治观念主要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政治能力主要是指具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强国、救国是他不变的出发点，也是辛亥时期思想家的共同的出发点。
    马克思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11]（P411）因此，要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就应从人这个本体出发，强调人自身的价值。严复、梁启超等人已论及人的解放与自由等问题，但他们所更重视的是国家的兴亡，他们所讲的国民素质主要是要求国民应具有近代国家思想和民族意识，国民无条件地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而努力。“新民”只是一种手段，国民素质的提高要服务和服从于政治变革的主题。
    新文化运动开宗明义，以“科学与人权”相号召，突出强调培养国民之个人本位主义意识，培养现代人的素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优越源于科学与人权，这也正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科学”是一种知识，具有经济的效应，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与精神，是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尊重“人权”，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人权问题不仅关乎政治，更关乎人格和价值，其主旨就是人的解放与自立自主的自由人格的确立。“科学与人权”是陈、胡等人孜孜以求的实现中国现代化和臻于富强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同时，这也成就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内容：培养国民科学的常识、思考方法和信仰，形成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独立自主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其核心是培养国民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本位主义意识。
    他们寄希望于青年身上，呼吁造就20世纪的新青年。陈独秀说，“青年之于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6]（P129）他理想中的青年应当具备：“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思想，“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精神状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务实精神以及对“科学”“人权”的信仰与追求。李大钊则以更高昂的激情赞美青年与青春。他说，“青年者，国家之魂”；[12]（P182）“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12]（P179）“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年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12]（P204-205）他们突出强调培养国民的独立个性与人格。胡适指出：“欧洲有了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13]（P456）鲁迅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14]（P24-25）因此，他们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实行健全的个人主义，造成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把自己铸造成器，若此，才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胡适说，社会的改良，首在发展人的个性，这是“救人”也是“救社会”的工作。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7]（P465）
    他们健全的个人主义包含两方面内容：个人自身的充分发展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体现。陈独秀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6]（P186）胡适说：“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7]（P466）个人的价值与责任相连，一方面充分发展自己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充分发展自己以贡献社会，这是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但封建专制社会扼杀了个人的自由自主之人格与个性，所以首要的还在于个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7]（P465）“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6]（P131）“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7]（P467）只有“先救出自己”，才有益社会。胡适认为，这才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7]（P465）因此，他借易卜生之口，“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7]（P467）斯铎曼是易卜生创造的一个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孤立、敢说真话的人。以个人为本位、尊重个体价值是他们塑造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文化运动最高的价值追求。
    从辛亥时期的“救国”要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救人”渴望，从为国家、民族培养现代国民，到在文化心态与伦理精神上培养现代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辛亥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最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