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原因探析
    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立脚点不同，范式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历史环境差异所赋予的任务不同。
    从所处的时代来看，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抗击侵略的破产，八国联军的大肆侵华以及列强掀起的瓜分殖民地狂潮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是救亡的时代。而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辛亥革命实现了政体变革，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有发展，这是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
    从当时的社会热点来看，辛亥时期的社会热点是所谓“国体”、“政体”的问题。《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救亡的迫切性使得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到是否以及如何变革清廷的统治的问题上。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救亡问题、民族独立问题，相对而言不那么突出；国家已是共和国，但复古思潮泛滥和帝制仍有很大市场，表明国民素质与共和政体的不协调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的思想的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所面对的问题来看，辛亥时期各政治派别为实现各自的政体改革目标，而展开激烈沦战，从理论上为自己寻找依据。面对革命派宣传革命排满、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及守旧派极力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积极宣传改造国民性，强调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政治能力来为实行立宪政体服务。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胡等人所面对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复古派，以及仍然有着封建的帝制的思想的大多数国民。对他们而言，对人们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从根本上铲除落后的思想根源更为迫切。
    从国民性改造的鼓吹者来看，梁启超同章太炎、邹容等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色彩很浓，他们积极地融入了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变革的潮流之中，对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宣传始终只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的。而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人当时多为大学教授，他们是以文人学者的身份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探讨思想启蒙之道。自《新青年》创刊伊始，他们即约定“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且在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相对于政治家谈国民性改造，文人学者谈国民性改造的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视文化的倾向性也突显出来。
    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历史的行进又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自身的延续性、发展性。这延续性与发展性又无一不反映在时代代言人身上。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胡等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对辛亥时期严、梁等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尤其是“《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领略到新民的意义主要是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若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17]（P55）陈独秀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随处可见梁启超思想的踪迹。
    前者揭开序幕并启发了后者，后者则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辛亥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有其深刻之处，但总体上仍处于个别、零散的状态；宣传“新民”思想的主要阵地也只是占了偏居横滨的《新民丛报》之一隅。《新民丛报》其时以宣传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为主要内容。它必然招致是各路政敌的禁止与围攻，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最终淹没于政治斗争的喧嚣，而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气氛中，以对如何从“根本上救亡”问题的更深切的把握，自觉地抓住启蒙的主题，在对国民性更深刻、系统的检讨的同时形成了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阵营的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本着“不谈政治”的精神，高举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旗帜，向青年灌输现代资产阶级理念，以培养具有现代文化和现代意识的新青年，并最终使中国进入现代，其影响远胜前一时期。孙中山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惟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远者，可无疑也”。由此，他深受启发表示要重视思想宣传。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8]（P429）
    收稿日期：20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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