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文拟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这一漫长而历经磨难的融合过程，不仅使满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也给有清一代的历史打上了有别于以往历代王朝的特别醒目的烙印，其影响之深远，也许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一
    满汉两种异质文明的最早冲撞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其时满洲初兴，刚刚进据汉族辽沈地区。像以往那些文明晚进的征服民族一样，对先进的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轻贱。到了努尔哈赤晚年，竟酿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固然因为辽东绅衿多持仇金的政治立场，但粪土文艺、草芥士人的价值取向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皇太极对其父如此野蛮的做法有所反省，当他主政以后即通过考试将劫后余生的二百名秀才从奴籍中拔出（注：《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九月壬午：“先是，乙丑年（天命十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其佼佼者甚至被擢置“书房”，以备咨询。但此举只能视为是一种政治手腕或政治策略的运用，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在皇太极的心目中，汉儒臣不过是恩养不杀以待其效力的奴才，与豢养的鹰犬没有两样。（注：皇太极曾训斥汉官说：“鹰犬无知之物，畜养日久，尚收其益，尔等人也，虚糜廪禄，毫无报效，曾鹰犬之不若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崇德二年七月辛巳））他虽然参酌明制设立六部，但坚决地摒弃了汉官们一再急切呼吁的“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为阁老、翰林等官”之类的建议（注：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天聪九年二月，许世昌《敬陈四事疏》；《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丁酉，张存仁条奏。）；他最初确有“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的意向（注：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天聪六年正月，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称：“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但实际上并未用《大明会典》来规范六部的官制和职掌，崇德元年（1636）颁布的清朝第一部《会典》，不过是天聪年间因时制宜先后颁布的单行法规的汇编。（注：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崇德会典试析》一文，载《法学研究》1983年三期。）当满族开始重视吸纳汉文化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对这种尝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汉人习俗的侵蚀深怀戒心。他把那些已经耽于宴乐酒色的满洲贵族们召来聆听《金世宗本纪》，谆谆告诫他们本族先世大金皇朝是如何因废旧制、效汉俗而最终导致社稷倾覆、国家灭亡的，并一再盛赞金世宗中兴女真文化、以抵制汉俗浸染的特殊功业。讲到动情处，皇太极说他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皇太极毅然拉开了满族学习、借鉴、吸纳汉文化的序幕，但这位引入儒家政治价值观以抗衡满洲八王共治的最大受益者却深深为“子孙万世”而忧虑。（注：俱见《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丑。）女真和金的历史命运令他悲观，但从金世宗的身上他或许看到了希望。他对金世宗崇拜之至，举凡维护诸如满洲衣冠、语言、姓氏旧制以及骑射尚武之风等民族传统，无不以金世宗为法。他期望通过自己的训谕和作为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像金世宗那样的楷模。这对满族史和清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以后，满族的主体也随之移居到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广大中原地区，尽管他们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从总的态势来看，已处于汉文化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形不仅与昔日他们的发祥地白山黑水一带的自然、地理、经济、人文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与此前在辽东地区以八旗来消融、同化当地及前来归附的汉人、蒙古和朝鲜人的社会结构迥不相同。满族虽说是征服者，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根，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文化上则往往陷于恐惧和钦羡、有心抵拒却又难于摆脱其诱惑的尴尬境地。清朝皇帝的角色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尽管他们依然是八旗世仆的最高主子，但称帝关东一隅的剧目业已收场，他们必须学会做君临天下的帝王。这里最难的还是如何扮演好传统汉族皇帝的角色。对于难治的汉人，武力镇慑是绝对重要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则可以先拿来前代行之有效的儒家纲常伦理和典章制度为我所利用；这一切似乎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作为一个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异族统治者如何才能得到汉民族，特别是汉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新的形势逼迫清朝皇帝首先要沉浸于博大精深而又醇疵相间、瑕瑜互见的汉文化体系中，浅尝辄止不行，淹没在汉文化的海洋里，被彻底汉化更其危险。总而言之，入关以后，清朝皇帝和满族遇到了空前巨大而严峻的挑战。
    康熙一生尊孔崇儒，读经重道，像海绵吸水一样充分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和滋养。首次南巡途中向陪侍的汉臣们自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敢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249页。）但康熙绝不是汉化了的满洲君主，他牢记祖父皇太极的训诫，时时警惕抵制汉俗的侵蚀，保持本民族勇武、朴诚、求实的本色。康熙晚年自称“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他针对满洲贵族以至八旗人众“不愿行猎”、耽于享乐的情绪，强调指出：“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至于保持满洲衣冠、语文、姓氏的教诲，则随处可见。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并没有停留在保持本民族显性特征这一层面，他比皇太极更进一步，开始注意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文化核心层抵制某些汉习的影响。孟森论及康熙讲学时说：“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且“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注：《明清史讲义》下，第447-448页。），这真是鞭辟入里之见。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六日廷臣合词奏请明年举行皇帝七旬万寿庆典，被康熙坚决地拒绝了。他没有陶醉于诸如“悦安兆姓”、“抚徇师旅”、“圣德神功”、“超轶千古”之类歌功颂德的过实之词，而冷峻地向群臣指出：“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转运罢敝，民生乏食，物价腾贵，正宜君臣同寅协恭，乂安万姓”（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九，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戊寅。）。这一天距他的辞世仅只十六天。像康熙这样不浮夸，去粉饰，实心实政，清醒估价自己治绩，终其一生不改初志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多呢？如果说康熙在抵制汉俗腐蚀方面还有可议之处的话，那末，对皇太子胤礽的过分姑息和包容，则可称最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