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胤礽年幼时，康熙亲自诲励，惟恐其被汉习所染。及长，以汉名儒汤斌、耿介同辅太子，又特命“不通汉文”，“不惟汉人无交，即满洲中亦无交游”的满臣达哈塔专任“导以满洲礼法”，于课读诗书同时，“兼令娴习骑射”（注：俱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1640页。）。于此亦可见康熙用心之苦。但皇太子恰恰在康熙最警惕的“耽于汉习”上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潭。其时南风北渐，京师食重南味，曲尚南曲，在满洲上层社会则有一种追求苏扬女子的淫靡习尚。皇太子起初不过为哈哈珠子所诱惑，干些苟且龌龊的勾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品格日趋下流的未来皇位继承人也对江南美女产生了特殊的偏好。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第六次南巡，时任工部尚书的江南人王鸿绪曾接受皇帝亲自交代的一项秘密使命：查访买卖江南女子的内幕。王鸿绪呈递康熙的密缮小折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特别提到一个叫范溥的神通广大的人物，此人强买女子皆托“御前人员名色”。康熙对王鸿绪的密报十分警觉，由此层层深究，终于将所谓“御前第一等人”暴露了出来。康熙在王鸿绪的密折上随手加了一句朱批：“此第一等人是谁？”但终因无人敢于挑明，此案也就暂时不了了之了。（注：（美）吴秀良在《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一书中关于南方文化魅力对满洲新贵的诱惑，以及皇太子陷入买苏扬女子的罪恶行径，已作过精彩论述。）不过，康熙在翌年九月废黜皇太子胤礽时所说的话：“胤礽不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跬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乃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还是隐约透露出太子道德堕落、卷入了强买江南娈童妓女的污秽之事。康熙废太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太子背离祖训，为汉人陋习所腐蚀，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胤礽年仅十四岁时，康熙即当众郑重宣言：“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事态的结局竟被他不幸言中了。这里康熙所谓的“孝”，已对儒家所讲的“善事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孝”的原义（注：参见《论语·为政》；许慎《说文解字·八上·老部》。）作了全新的解释，他并未拘泥人伦的亲情，而是完全从政治高度着眼，认为为子者，特别是肩负宗社重任的皇太子，一旦沉溺于汉习不能自拔，就是“不祖德，不遵朕训”的最大的不孝，“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康熙对胤礽姑息的确过分了，不过他还是适时地作了决断，而且在二次废太子后再没有将胤礽放出来，从而有力地抵制了汉族柔靡之风对满族核心层的全面渗透和浸染。
    乾隆在吸收汉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祖父康熙。他一生倘佯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从容不迫，挥洒自如，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自谓“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注：《清高宗实录》。）他一生尽情地享受着汉族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乐趣，他嗜好苏菜，喜听昆曲，陶醉江浙山水，迷恋南国园林，在他的众多的嫔妃中，至少可以确指有两位苏扬籍姑娘（注：她们是扬州籍的明贵人陈氏（乾隆末晋封芳嫔，嘉庆三年奉太上皇敕旨尊芳嫔为芳妃）和苏州籍常在陆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载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命约束妃嫔之母家的密谕。时扬州人陈济以其系明贵人之兄，至京具呈恳求当差。经总管内务府大臣、尚书福隆安奏闻。乾隆命福隆安传谕两淮盐政伊龄阿：“朕于宫眷等亲属管束极严，从不容其在外生事。恐伊等不知谨饬，妄欲以国戚自居，则大不可。”该密谕还提及：“陆常在系苏州籍贯，其有无亲属人等，亦当详细查明，严加管束”。苏州织造舒文旋查明覆奏：“陆常在现有母亲缪氏，同已经出嫁之长女并外甥女三人，相依居住，此外并无亲属，平日亦颇安静。”（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四辑，第196-197、211、439页））。这其中自不乏高雅的品味，但恐怕也难免掺杂令其列祖列宗忧心忡忡的汉族陋习。乾隆之所以如此全面而深入地接受汉文化，不能排除他确有耽迷其中的快感，和积以时日养成的结习，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使然。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偌大国家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是无法胜任的；汉文化的造诣不超过汉人通儒，也和他的个性相悖。再一点尤其不可忽视，那就是乾隆坚信自己绝对汉化不了，即使稍入汉习也能出污泥而不染，也能玩物而不丧志。乾隆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他深为忧虑和时刻警惕的倒是本民族内那些不善把握自己的意志薄弱者。
    因此，乾隆不愿皇子学自己的样。年仅十四岁的十一阿哥永瑆私取别号“镜泉”，乾隆为此特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加以训责，先称自己雅号“长春居士”实由皇父所赐，然后大加发挥：“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加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显，不可不知儆惕！”（注：《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巳。）乾隆也不愿满洲精英们学自己的样。他曾刻薄地说：“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十九，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壬午。）。简亲王、总督德沛被指责“非真理学”，理由是“刻书太多，夸张传播”（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五，乾隆六年十一月庚寅。）；总督钟音则“狃于满洲科甲陋习，自号文人”，而于海疆武备一切置之不问（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十九，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己丑。）；总督开泰则“向来自负读书”，“徇名痼习，牢不可破”（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七十，乾隆二十七年九月甲子、九月丙寅；卷六八三，二十八年三月己卯。）；大学士舒赫德仅因“每日记事作诗”，就扣上“渐染汉人习气”的帽子（注：《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一，乾隆二十年六月丁卯。）；巡抚鄂弼“欲博宽厚之名”，很快受到“恐不能承受朕恩”的警告（注：《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五，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庚申。）……他认为满洲仕进不必如汉人那样恃科举一途：“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指不胜屈，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如果有例外的话，大概就只有鄂尔泰和尹继善还算差强人意，但他俩的被重用，“实以其心地才干，初不以其文也。”（注：俱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二，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己未。）至鄂尔泰身后被追咎植党，尹继善生前即屡遭严旨切责，又可见鄂、尹亦非甚惬圣怀。乾隆特别赞赏其父雍正对八旗的一段训谕：“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所无用之人尔耳。”（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总之，乾隆决不允许满洲人都来学样，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还在其次，搞不好甚至会危及国本，重蹈北魏、辽、金、元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