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强调甄别贤与能，使贤者在位而能者在职，在大小官吏的任用上，实际上是遵循重品德操守，轻才能识见的用人路线。康雍乾三帝从满族求实务实的人才观出发，奋力振刷传统居官立身之道的流弊，大胆起用为主效忠且有干才识见之能吏。康熙的确做了一些褒奖保护清官的事，但在其心目中则认为此类人短于理事，却又难免虚伪好名、为人糊涂、拘泥偏执、猜忌刻薄。（注：参见《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134-2136、2146-2147、2360等页。）论及所谓“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时他毫不留情地说：“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朕屡为借口操守者欺。”（注：《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15-2216页。）雍正最重实心任事的能吏，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为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者，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号为清官的巧宦。（注：《清世宗实录》卷四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乾隆御极之初，御史曹一士尖锐地批评了满洲重能轻贤的流弊：“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注：《清经世文编》卷十九，《请分别贤能疏》。）但嗣后乾隆的用人，特别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督抚，大多从旗员中的能吏中拣选，而能员最著者，如李侍尧、国泰、福崧、伍拉纳，以及和珅之辈恰是最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咸丰间张集馨擢署福建藩司，陛辞请训时君臣一段对话颇有趣：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张集馨对以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60页。 ）康雍乾三帝想做一番大事业，遂刻意矫治传统用人路线流弊，一时确也生气勃勃，建树颇多，但曾几何时，旧的流弊未必尽去，而新的弊端则又大肆蔓延开来。满洲也好，汉儒也好，都慨叹德才之难于兼备，无奈之下，倾向于重能者难免导致腐败，倾向于重贤者又不免流于因循，似乎谁也走不出这一永恒的误区。
    三
    对于汉文化来说，满族文化之所以称为异质文化，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女真文明和蒙古文明的继承和吸纳；萨满教；满语；渔猎、采集、游牧、农耕混合型经济，特别应强调的是森林狩猎经济；共议制下的统一和集中；崇尚法治，整体权利义务概念明确；严主奴名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求实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上诸要素综合作用造就了满族文化的优点和特点。在清初帝王的率领和组织下这些优点和特点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发挥，其结果是具有悠久文明和光辉历史的汉族、蒙古族等陆续被招抚或被征服。满族有理由表现出民族优越感，雍正所谓“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言语之间掩饰不住满洲傲视其他民族的心态。他同时所讲的“我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则把“实行”与“武略”并列为满洲无敌天下的两大法宝。
    雍正为什么如此重视作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实行”？为什么把“实行”赫然列在“武略”之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创业时期的努尔哈赤可谓绝对的实行家，史称“太祖天纵聪明，因心肇造，所行皆与古圣贤同符默契”（注：《清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七月庚戌。），说的就是他开国创制时特立独行，无所依傍，惟恃实行而已矣。到了皇太极时代，文馆儒臣们把经史典籍、改革方案一股脑儿推了出来，而皇太极则始终坚持“凡事莫贵于务实”（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天聪十年三月庚申。）的原则，立足现实，参酌运用。历史经验需要借鉴，但他以为“汉文史书，殊多饰辞”，令文馆儒臣只翻译“有关政要者”，用备观览；（注：《清太宗实录》卷二三，天聪九年五月己巳。）他并不反对读书，但读书必须“明晰是非，通权达变”，不能胶柱鼓瑟，“拘守篇章”（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天聪十年四月己丑。）；他一再表示不喜“空言文饰，要取虚誉”，耻于“行不逮言”（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四二，崇德三年六月丁卯；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癸丑。）；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中，在警惕汉化的同时，他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从满洲国情出发，借鉴明制的“参汉酌金”的方针。如何对待汉文化，皇太极与努尔哈赤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然而，在求实务实这一最能反映满族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取向上则毫无二致。其最精当的概括，就是为雍正倾心推重的“实行”。可以说，尽管情况各异，曲折多有，但总的来看，从努尔哈赤、皇太极，中经多尔衮、顺治，直至康熙、雍正、乾隆，都堪称“实行”路线的一脉相承的履行者。这里可以举乾隆自己也不讳言的年轻时走过的一段弯路略加说明。初政时的乾隆亲诣太学，曾慕复古之名，欲行“三老五更”古礼，以示天下以孝悌，这种书呆子气是他为皇子时朱轼等“三先生”谆谆教诲留下的烙印。日后经一再反省自责，他终于可以欣慰地说：“年少时犹未免有泥古好名之意，至今则洒然矣。”（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二月丁亥。）乾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尊重实践，正如他在《古风》一诗中所述：“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行之捍格多，乃悟实践难。”（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初集》卷八。）实践和古训，在治理国家时，究竟何者是首要的基本的？当二者捍格时，是泥古不化，拘守旧制，还是尊重实践，通权达变，勇于创新，突破古训的束缚？这大概是满汉两种文化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野。
    从总体上主流上看，汉族士人、士大夫在实践与古训互相抵触时，往往倾向于复古。他们认为先儒古训是神圣不可改变的，要做的只能是设法改变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以符合古训；如果实在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了，一二如凤毛麟角的改革家也只有从儒家经典宝库或儒家体系某一流派中发掘寻找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这种趋于定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销磨了甚至泯灭了汉族士人、士大夫改革精神和向域外文化学习的意识。文明后进的满洲没有汉族那样值得炫耀但也过于沉重的文化遗产，他们认知世界的习惯是通过亲身触摸去感知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他们宁肯相信经过自己感知体认并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而对先验的理论、虚夸的文饰不感兴趣。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漫长历程中，清初帝王们的心里绝对没有现成的蓝图，他们只确定了最终目标--被他们誉为“治隆唐宋”（注：康熙亲书洪武孝陵匾额（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三，康熙三十八年）。）的明太祖首倡的“事皆朝廷总之”（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设定了校正前进方向的参照物--明帝怠荒及由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的言路嚣张和朋党乱政，然后就一路摸索前进了。从“笔帖赫包”（书房）到文馆、内三院，几经周折到内阁；从德尔赫图牛录、辛者库牛录到内务府；从蒙古衙门到理藩院；从不立储而由八固山共议新君，到皇帝晏驾前指定嗣君，再到仿汉制立太子，走不通，废太子，再立再废，直至以秘密立储为定制；从创行密折，亲书朱批，到令“内中堂”到内廷当值承旨书谕，到西北两路用兵军机处终成内阁之分局；历经百年，代代相承，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终于完成了对传统宰相制和明内阁制的改造，构建起以军机处为国家中枢的最便于乾纲独断的系统完备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