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真正赏识的是像黄廷桂那样不市惠、不沽名、孤立无援、惟知有君的旗员（注：《清史稿》卷三二三，本传“论曰”。）。晚年作《怀旧诗》，列廷桂五督臣首。遗憾的是，督抚又难能尽如也不可能尽如黄廷桂。号称“人文渊薮”，又是清廷严密防范厉行控驭的三江两浙地区黄廷桂就玩儿不转，首次南巡刚结束，乾隆即令两江总督黄廷桂与陕甘总督尹继善对调（注：乾隆谕称：“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寅）袁枚则以为黄廷桂之所以把江南搞得民情汹汹，并非性情问题，而是黄廷桂有意耍权术所至。他在《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不留情面地指出：“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眕目相视，齐其口都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亦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清经世文编》卷二十）是为入木三分的剖析。）；而被乾隆指摘为“市恩邀誉”的“和事老人”尹继善竟前后四督两江，在那里如鱼得水般地干了三十年。为了对付难治的汉人，乾隆手下实在不能缺少一批如尹继善那样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旗人能员，尽管他们难免沾染了些许汉习，也只好在包容中，随事耳提面命，勤加训迪。不过包容是有原则的，一旦逾越了警戒线，就只得严加惩创，甚至不惜大开杀戒。满洲世仆、盛京礼部侍郎世臣抑郁无聊，形诸吟咏，有“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之句，乾隆责其居盛京而忘根本，竟称罪以革职发遣，尚属轻典。（注：《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二，乾隆十九年九月庚寅。）鄂尔泰之侄鄂昌则真的被置之重典，赐令自尽。鄂昌和他伯父一样，举人出身，在甘肃巡抚任上受胡中藻诗狱株连革职查抄，抄出他写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另一封信稿则对其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有“奈何奈何”之叹。鄂昌以满洲科甲学习文艺，也跟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甚至以汉大臣史贻直系鄂尔泰同年举人，而效汉人之习亦呼为“伯父”（即所谓“年伯”），乾隆怒不可遏，骂他丧心病狂，纯属满洲“败类”，并借他的脑袋，严厉警戒八旗满洲：嗣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满洲世仆学汉人样，论杯酒，叙门谊，以至涉身朋党，见胡中藻“大逆不道”之词竟引为同调，彻底背弃了“尊君亲上，朴诚忠敬”的“满洲旧俗”。这就是乾隆从鄂昌一案总结出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注：以上引文俱见《清高宗实录》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卷四八五，二十年三月庚子；卷四八九，二十年五月庚寅各条。）
    乾隆在位时，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劲卒，习于晏安，满洲文士亦渐染华风。如何抵制住汉习日益严重的浸淫衍溢，保持满洲本色，是乾隆萦怀于心的大事。重骑射、尚武勇，保持衣冠、语言、姓氏之类的说教固不可少，但时势毕竟变了，乾隆为此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一些如木兰秋狝、东巡谒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制度，并将其悬为“家法”，令后世子孙恪守勿失。同时，对满洲精英们流于粉饰虚夸、玩物丧志，以至蹈入汉人科甲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大力整饬。乾隆主政的六十余年，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极为关键的时期，由于乾隆民族意识的清醒和整肃措施的得力，因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的个性。
    二
    满族在清代并不满足于消极地抵制汉习，她利用居于最高统治的主导地位，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把汉文化有益部分拿来为我所用的同时，对那些与本民族历史意识、文化传统相抵触，阻碍自己前进和发展的东西，哪怕是为汉人奉为神圣教条的儒家古训，也敢于批判并加以重新塑造。
    乾隆张扬圣圣相承的乾纲独断家法时，就对宋儒程颐“天下治乱系于宰相”之说（注：程颐在《论经筵第一札子》中云：“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惧为首。自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真圣者也。”（载《二程集》第二册，第539 页）嗣后人们讲“天下治乱系于宰相”，皆云本自程颐。）大加挞伐，他向臣下公开宣称：“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k24k409.jpg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批判宰相制，此前尚有废相的明太祖朱元璋，但他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注：明太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比起乾隆态度之明快、论锋之犀利要差得远。而乾隆的对相权的抨击，比明太祖更深刻之处则在于他不满儒家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中关于皇帝角色的定位。
    孔子早就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论语·卫灵公》。），“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注：《论语·泰伯》。）所谓五人，指禹、稷、契、皋陶和伯益。在他的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当是：圣人以德化民，垂拱而治。而关键在于得贤臣分任众职，所以他又说：“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注：《孔子家语》卷三，《辩政第十四》。）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他不像孔子那样把理想政治寄托于三代以前，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君者，论一相”（注：《荀子》卷七，《王霸篇第十一》。），选好了相，就能达到“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大形”（注：《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否则的话，以一人之心力，“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非但人主不胜劳悴，而且事情也办不好。是以荀子把他的政治思想凝练为“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注：《荀子》卷七，《王霸篇第十一》。）这一屡为后人据以劝谏人君的警句。诚然，孔荀并未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丞相制，但作为一种儒家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建构，以及士人意识中对皇权的限定，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