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虽未直接参加戊戌变法，但他实际上也是这一维新运动中的重要“民权”理论家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法哲学思想等，在中国都是他首次系统介绍的。他借卢梭的人权论反对君权，但是，同梁启超一样，他并未由此得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结论。他所希望的是“君主立宪”。1909年，清政府在革命大风雨到来的前夕，赐他“进士出身”，他欣然接受，反映了他的“民权”说只不过是一种半截子“民权”而已。
    “民权”问题，是中国近代法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从法的角度讨论“民权”，是严复“民权”说的又一特点。在《法意》的按语中，他不同意孟德斯鸠的自然法观点，认为“国有禁令谓之法”，“物有是非谓之理”，后者不是法，前者不是理。法既是国家的禁令，有强制性、后天性，而“天赋人权”的说法，严复也不赞同。但另一方面，他又从法学角度，认为无思想、言论犯罪。法律所惩罚的是行为，这是法律家“至精扼要”的观点，思想、言论都不应是刑律惩治的领域。如果惩治思想、言论，就陷于专制了。实际上，他又从法学角度，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西方“人权”理论中的部分内容的先天不可侵犯性。那么，“民权”是不是具有“先天性”呢？严复对此似乎有困惑。但这已经是“民权”理论问题本身的困惑。“民权”理论，包括民权的根源、民权的特征、民权的意义、民权的内容、民权建设方案等。其中，涉及“民”的问题、民与人、国家、阶级、民族、社会组织、家庭等诸多问题；涉及“权”的问题、权利与权力、利益、义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进行专门讨论，“民权”理论也建立不起来。民权与君权的关系，只是“民权”理论中并不很重要的内容。严复利用自己较丰富的“西学知识”，来讨论“民权”中的某些问题，确实触及到一些“民权”理论问题，可惜未来得及深入下去。
    在维新派中，严复、梁启超是最了解西方“人权”理论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在君权、民权之间搞折衷调和，更多的不是源于“民权”理论--他们其实并没有系统的“民权”理论，而是依据于现实社会历史任务的一些想法，即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要统一起来，要有“君权”，才能完成反帝的任务，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又要有“民权”，才能完成反封建君权的任务。两大任务相互结合，就是“兴国权”。他们两位要兴资产阶级的君权，同时要兴资产阶级的“民权”。提出“君权与民权”结合以兴国权的“民权”说，有其历史背景的根据。谭嗣同局限在反君权中不能自拔，梁、严二人则依据西方“人权”论，提出“民权”说，将“民权”与“君权”杂糅起来，可以说走出了谭嗣同的困境。抓住“民权”这一根本，权利学说就有了光明的前途。而由“兴民权”以“立国权”，又使“民权”说具有了中国特色。“民权”不是终极目的，也不是现实的最终目标，而是国家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手段；讨论“民权”的“民权”说，主要的不是法哲学问题，而是国家、民族改革或革命理论的建设问题。近代“民权”说，既充当法哲学的民权理论，又充当改革或革命的理论，难免左右拉扯，不三不四。在没有系统学习西方“人权”时，面临现实问题的急切追问，维新派们便仓促冲上讲台，所讲的话语难免激情多于理智，感性压抑理性。“民权”的实质并没有说清楚，种种说道，反有掩盖“民权”实质之处。这些弱点是维新派的通病。
    三、康有为的尊君权与兴绅权
    当时维新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像梁启超和严复这样的“君民同权”论者，其中一位右翼代表人物就是谭、梁二人的老师康有为。他主张在政治上学习西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为此，他专门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考》等书，指出中国弱政的根源在于“行专政政体”，主张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戊戌年，他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指出：“应知天下为公产，应全民权救我疆。”[3]（P208）他的这个“公产”，就是他在代表作《大同书》中所阐述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据说，在那种“公产”社会内，“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臣君统领”。他提出了“三世说”，把美国的民主说成最理想的“太平世”。
    康有为的“民权”说的根本弱点在于依皇帝之权争民权。他的变法活动也是“首商尊君权，次商救民萌”[3]（P247）。在他看来，当时只能搞“君主立宪”，要“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实际上是要求封建政权照顾一下萌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极不彻底的半截子“民权”说。
    当着民主革命日益深入之时，康有为就成了反对“民权”说的一员干将。他组织过“保皇会”，对抗民主运动；他提出过民主越不彻底越好的谬论，对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拥护袁世凯当皇帝，攻击当时已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他通电冯玉祥将军，对清室被赶出故宫表示抗议；他临死时，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感谢清朝皇恩。戊戌政变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派人争取他，均遭拒绝。他心甘情愿当清朝“忠臣”。
    值得注意的是，连康、梁这样保守甚至反动的“民权”说，当时的清朝守旧派大官僚都表示反对。以《翼教丛编》为言论代表的一大批清朝守旧政客，对这种“民权”说大肆攻击，说什么康、梁的“民权”说是背叛“君父”，隳坏纲常，蔑弃人伦。他们把“民权”说视为洪水猛兽，拼死反对，完全暴露了他们的皇权主义观念和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保守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