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地位
    在中国“民权”思想史上，维新派率先提出“民权”问题，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他们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法哲学中的权利观念，第一次提出中国“民权”说，超越了过去几千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实质上是皇权主义观念，是站在皇权立场规范统治者对于广大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它不是关于权利的思想，而更多的是一种实行“德政”、“仁政”的统治行为规范。所以，“民本”思想，是皇权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与此不同，维新派提出“民权”说，已经超越“民本”思想的政治思考层面，而进展到法哲学的思考层面，已经超越“民本”思想的皇权主义层面，而进展到“民权”思想的民权主义层面。从法哲学层面，站在“民”或“绅”的立场来谈人民“权利”问题，对于被专制集权和政治伦理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主宰历史命运几千年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具有革命性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恐怕不低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实际作用。
    但是，维新派，以及后来的革命派，在谈“民权”问题时，虽然涉及到法哲学层面，但他们的法哲学思路并不纯粹、不专门；虽然站在“民”或“绅”的立场，但他们的立场不专一，不坚定，也不持久；虽然谈到“权利”问题，但他们的说法总不直接，不深入，不系统。维新派的“民权”说不成系统，还比较朴素幼稚。
    而且，即使同“民本”思想比较，维新派的“民权”说也没有完全摆脱皇权主义观念的束缚。他们的“民权”说，多不讲“民权”本身，却不约而同大讲“君权”，说什么“尊君权”、“合君权”、“反君权”等；涉及到“民权”建设的政治制度改革，也只要求开个议院，仍是君主立宪。维新派的“民权”，总的说来，只是“君权”下面的“民权”，和“民权”相比，“君权”地位高、作用大，“民权”地位低、作用小，“君权”突出，“民权”隐晦。他们头脑中，皇权思想残余还有很多。几位维新派人士在晚年多走向革命的对立面，拼命维护皇权，不是偶然的。
    尽管维新派有皇权观念束缚着“民权”观念，但毕竟不等于“民本”思想。仅从权利根源处考虑，“君权”高于“民权”的地位，在维新派那里，似乎并不是“神授”或“天赋”如此的。而更多地来源于现实国际政治斗争中中国要“立国权”的实用需要，源于全民族建立近代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共同心理要求。换句话说，维新派“民权”说中“君权”的突出地位，建立在一定时期爱国家、爱民族的心理基础上。一旦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爱国爱民族的感情也可以完全否定“君权”的较高地位，甚至否定“君权”的存在的必要性。后一点，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民族心理基础。为“立国权”可以“尊君权”；为“立国权”也可以贬“君权”，弃“君权”，革“君权”的命。在这里，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拥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也运用着共同的实用主义的“民权”说思路。
    上述分析说明，维新派的“民权”说一方面利用民族心理突破皇权主义观念的窒息，使近代意义的“民权”观念得以破土而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的“民权”说，既杂糅进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中的一些成分，又杂糅进心理学成分，使他们的“民权”说既不是纯粹的法哲学思想，又不是纯粹的心理学看法。在逻辑上不纯粹，不系统，使他们的“民权”说多流为感觉基础上的一种意见。理论思维不足，是维新派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说的致命弱点。
    但是，维新派毕竟提出了“民权”说。从“民权”破土而出的瞬间，它就始终是外在于“君权”的对立因素，是“君权”所不能先天主宰的对立物。在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支持下，国内不断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得以站在维新派“民权”说的肩上，提出更彻底的民权主义的“民权”说，这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学说。如果说，从维新派的“民权”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说，这中间有进步的话，那么，维新派“民权”说恰恰是这一进步历程的起点。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学说的根芽，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说则是这一根芽茁壮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
    总之，维新派的“民权”说，往前看，超越了过去封建地主阶级的“民本”思想，而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朴素而博杂的法哲学思想；往后看，维新派的“民权”说，开辟出中国资产阶级法哲学的新时代，不仅成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民权”说的源泉和基础，而且也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借鉴。维新派的“民权”说，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上，在中国“民权”学说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从“民本”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折点，是中国“民权”思想从无到有的转折点。在它指导下的“百日维新”的“民权”建设实践活动虽然失败了，但留下的思想材料和经验教训仍有其历史价值，足以启发后人沿着“民权”建设的路子继续走下去。
    五、几点批评
    总的看，中国近代“民权”说，缺乏一种比较系统的哲学（包括人学、权利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系统的“民权”理论。就维新派的“民权”说来看，皇权观念、“民本”思想、西方“人权”思想等，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熔为一炉，杂糅一处，在理论上显得朴素而幼稚。维新派提出“民权”说，不是从构建“民权”理论方面，去为建立“民权”政治提供基础，而是各自根据不同的思想背景，提出不同的“民权”建设操作方案。缺乏“民权”理论的支持，“民权”说容易随历史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维新派干将们在晚年大都和早年截然不同，“民权”完全被“君权”所笼罩，这一变化，有他们理论自身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理论不成熟不完善，行为自然易变化有矛盾。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民权”理论的支持，维新派干将们相互之间也矛盾丛生，他们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歧，不仅是政治主张、阶级利益的冲突，而且也是他们各自“民权”说所依据的哲学思想的分歧。相互分歧并前后矛盾的维新派“民权”说，不能形成一个拳头，发挥出集中、稳定、有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一点，既令人惋惜，又让人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