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当时实行的是人称《马钢宪法》的一套前苏联标准。然而，苏联的经验，并不适合鞍钢的具体情况。鞍钢的干部职工对主张一切厂长说了算，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管理的马钢宪法甚为不满。马宾结合自己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团结和带领鞍钢全体职工、专家、干部，共同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工作经验。1960年，由马宾执笔的鞍钢经验报告被送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主席在批语中称之为：“鞍钢宪法”。后来还对马宾笑称：“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鞍钢宪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双方哪一方不参加都不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其实是一次生产力的革命。”马宾回忆道。
    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各种运动席卷中国。当年8月7日，出席辽宁省委扩大会议的马宾突然被隔离审查。有人要审查马宾1932年和1935年两次被捕情况和1951年-1956年在苏联学习时是否叛变。熟知当年情况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知道后，出具了书面证明，肯定马宾没有叛变问题。但不知何故，马宾仍未释放。在狱中，马宾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笔记》、《毛主席军事斗争哲学学习笔记》等大批读书笔记。
    直到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到鞍山视察工作，点名要见马宾后，马宾才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1976年，马宾任上海宝山钢铁指挥部副总指挥。他特别注重新技术的采用，为以后宝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马宾担任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后来又担任了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顾问、国家总理顾问、中国航空航天高级顾问组组长等职，在钢铁工业摸爬滚打了近30年的马宾却始终没有放弃对钢铁行业发展的关注。离休后的马宾，还经常到鞍钢去。鞍钢的老工人给他送去新式工作服，马宾很高兴地穿在身上--在他的生活中，鞍钢已经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符号。
    坚定的无产者
    世事无常。马宾的地位随着时代的节奏跳跃出跌宕的音符之时，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习惯却始终没有变化。
    早在苏联留学期间，苏联方面要按照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的规格，为马宾配备专车和每周到特供俱乐部休息等待遇，马宾坚决反对，坚持与其他同学一样。马宾的无私品格和优异成绩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认可。回国后，学校为马宾塑了一尊花岗岩雕像，永志表彰。
    如今，马宾住在部长大院里。离休至今的30多年时间里，邻居们的装修风格已几经变换，但马宾家里依旧保持着原貌。天花板没有任何装修，白色的墙皮如今已经泛黄、脱落，露出了里边的水泥板。客厅里除了四壁书橱外，就是一张蒙着白色粗布的桌子，几把捆扎着铁丝的旧椅子。桌子是二手货，15块钱购于鞍钢；椅子是机关里淘汰的，两块钱一张买来的。里屋的铁架木床也是鞍钢时期的旧物--那时的产品质量多么可靠！屋子里没有电视，没有沙发，没有组合音响，更没有豪华吊灯。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因为他要每天从网上收集材料看。
    住房改革时，主管部门曾主张把房子按价卖给给居住在里面的老干部，马宾拒绝了。朱基总理以为马宾买不起，说少交点也可以，最后才知道是他不愿意买房，要当无产者。马宾说：“共产党人是坚定的无产者，我活着住，交房租水电费，死了就要还给国家。”--当年作价两三万的房子，如今已经涨到数百万了。
    离休后，马宾依旧有向中央领导表达意见的渠道。但在他所写的信件中，全是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社会矛盾的反映，没有提到过任何个人要求。
    倔强的思想者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这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后来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楼继伟、马凯、周小川一批后起之秀崭露头角，年纪最小的参会者是24岁的张维迎，当时正在读研。
    这次会议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在当时，很少有政府高官对此次会议表示支持。马宾则是自发参会的级别最高者，正部级。据会议发起人会议之一的黄江南回忆：“他的思想很解放参会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马宾回忆称，“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国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让马宾开始反思社会走向问题。比如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比如难以根除的贪污腐败。马宾认为，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私有化思潮泛滥。要解决这些，就要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回归毛泽东时期的发展主张。要坚持公有制，要坚持群众运动：“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纠正领导不好的教训，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比如说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在此基础上，他对已经定论的文革，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抛开个人恩怨，写了一本名为《马宾同志论文化大革命》的书。主张重新评价文革，认真反思改革开放。马宾觉得，要相信国家领导人，但不能迷信，“要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