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关帝庙
    离开靖远寺，记者直接前往关帝庙。这座关帝庙，位于孙扎齐牛录村的村头，并不像靖远寺一样风貌保存完整。乘车过去，远远地就能看到土灰色的砖墙和斑驳的白色墙皮。在村头，这座关帝庙显得很不起眼。
    原来的关帝庙主殿并不直接暴露在外面。今天，仍能看到主体建筑前残存着一段不到1米的砖砌短墙，但已是断壁残垣。文物残片满地散落，与当今的砖瓦有很大不同，使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关帝庙的主体为一层的土木结构，建造在2米左右高的黄土台基上，双顶的设计扩大了内部空间，而门窗等早已经荡然无存。跳上去看，庙内的梁柱结构犹存，只是已经没有了关羽的像。像已经遭到破坏，原先像后的位置有一个大大的砖石脱落的洞。而东壁还有一个大洞，直到屋檐，成人都可以从中钻出。地面凌乱，甚至有些树枝和垃圾。梁柱上的漆皮几乎已经完全脱落，但是仍残存着一些绘画的痕迹。当年的雕梁画栋，从中可窥见一斑。关帝庙的正面梁柱上悬挂着“孙扎齐牛录关帝庙”的匾牌，还挂着“自治区保护文物”的牌子。但是，当前暴露于风雨的关帝庙似乎并没有得到专门照管。
    关羽崇拜是锡伯族人的一项文化特征。关羽的忠义，受到锡伯族的崇敬。而锡伯族在清朝，以忠勇著称。关帝文化融入了他们的民族精神。
    至今，在新疆锡伯族居住地区还流传着关公救助锡伯兵的民间传说。贺灵与佟克力合著的《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中介绍，“锡伯营总管鄂尔古伦奉命率800名锡伯骑兵赴南疆与叛军作战。在大战中士兵看到一位大红脸，身着红战袍，手提青龙大刀，在千军万马中东杀西砍，杀得叛军抱头逃窜，将匪逼到山脚，为生擒叛首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伊犁锡伯营八个牛录均建造了关帝庙，每逢这一天祭祀关帝爷，祈求人们平安无事。”
    据悉，在历史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八旗都曾多次建造关帝庙，现仅孙扎齐、纳达齐、乌珠等牛录遗址尚存。
    图伯特祠堂和大渠
    在纳达齐牛录乡北街，作为孙扎齐牛录关帝庙的兄弟庙宇，“纳达齐关帝庙”同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这座关帝庙始建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系该牛录迁移新址后所建。
    走进这座关帝庙的南大门，如同走进了一段悠远深长的历史。关帝庙大殿的台阶上，落满了桑葚，一位看守人员细心地扫着。伊犁地区植被丰茂，鸟的种类很多。它们在各处婉转地鸣叫着，更衬托出这里的清幽气氛。
    据悉，这座关帝庙内原有关公半坐像，两旁是关平和周仓像，但是这些塑像都已被毁坏殆尽。庙内正殿东西两壁，各绘有12幅《三国演义》壁画，展现了三顾茅庐、三英战吕布等场景。这些壁画，被认为是锡伯族与关公崇拜密切相关又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
    这座关帝庙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锡伯族的总管、杰出人物图伯特的祠堂。祠堂中陈设着图伯特胸像，为真人大小的铜像。他长髯垂胸，身着清式对襟上装，双目远视。在像前的供桌上，除了三个铜制香炉，还有两瓶白酒和两只玻璃酒杯。可见，今日的锡伯族人对这位本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仍然尊崇有加。像的背后，则为察布查尔布哈（即大渠）的龙口图片：蓝天下，绿树葱茏，伊犁河水也作蓝色，这里是察布查尔山口，在大渠的龙口建成之后，伊犁河水流入大渠，灌溉沿路的土地。
    图伯特的生平简介中说：“嘉庆七年（1802），图伯特为戍守边陲及锡伯黎民之生计，知农政之要，雄才大略，躬身勘察，指挥施工，率军民四百余人，经七年之艰，于嘉庆十三年，凿深一丈，上阔三丈，下阔一丈三，长达二百余里之大渠，谓之‘察布查尔布哈’。辟田千顷，遂大丰殖，功绩卓越。
    图伯特的重大功绩之一就是带领同族乡亲开凿了这条叫做”察布查尔布哈“的大渠。开凿这条大渠，实际上在当时是为形势所迫。在贺灵与佟克力合著的《锡伯族史》中这样记载：“安定适宜的环境使人口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紧蹙不敷耕种，到嘉庆年间，耕地无法再扩展，南岸地势又高，苦于无水，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亦无‘滋生银两’，在此情况下，解决耕地和粮食问题迫在眉睫。”
    这条大渠的开凿成功，被认为是清代新疆水利史和屯垦史上的一件大事。1816年徐松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曾有详细记载：“嘉定初，有部人图默特（即图伯特）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工费繁钜，部人嗟怨，图默特率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
    在当时，锡伯族人兴修水利，开荒造田，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发展了畜牧业生产，这也给伊犁其他营树立了典范，得到清政府高度重视。
    在临近关帝庙的村内，记者看到分支的水渠已经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渠水流经每家的院前，取水非常方便。一位老奶奶坐在渠旁，似乎在回忆往事。
    汽车开出村子，记者来到这条渠的干渠旁。确实如介绍所说，渠上有近三丈宽，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原貌。因为是引伊犁河水，渠水滚滚，水量很大，如同其他地方见到的一样，水色浑黄，不见渠底。
    这条大渠，不仅仅是铭刻历史记忆的依存，还是一个如同都江堰一样造福后世的“活文物”，仍在发挥着灌溉一方田地、滋养附近百姓的作用。记者在渠所经的地方看到了大片的稻田和绿树，正是有渠水灌溉才出现这样的沃野。在田边，记者遇到一位正在这里劳动的刘姓中年人，他穿着朴素，把胶鞋脱下来夹在肋下。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老家是湖北，因为女儿嫁到这边，所以也到这里劳动。因为有水浇灌，这里的田地与湖北老家的稻田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