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之际开始，尤其在清末民初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量西方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思维的表述，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诚如王国维1905年所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已。”[1]这些新学语，或为新造词，内分音译（如“逻辑”、“布尔乔亚”）和意译（前举词又意译作“论理学”、“资产阶级”）；或借用古汉语词，加以引申以赋予新意（如革命、共和、自由、社会），成为新术语。由于清末民初（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留学日本和翻译日籍热潮，而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幕末、明治间（19世纪中末叶）曾广为使用汉字词对译西洋术语，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大量借用日本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词，这样，中西文化及语汇的互动，便不仅在中西双边进行，而且在中-西-日三边进行。这种语汇互动颇多成功案例，当然也难免失误者。本文择取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两个关键词--经济、形而上学，探讨新术语在生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误植的情形，以反顾中西日文化交会间概念对接的经验教训。
    由于汉字的多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形下包蕴多种含义，故借用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念，常常发生引申和变异，这也是新语创制的必需。然而，这种“引申”，应当以原词的古典义为起点，或令外延缩扩（如机器、教授、物理等），或令内涵发生相关性转化（如历史、组织等）。至于“借形变义”，则要能够从该汉语词词形推导出新义来（如民主的古典义是“民之主”，类似“君主”；而对译西方概念的“民主”，变义为“人民自主”，但这种新义可以从“民主”的词形推演出来。其他如影响、现象等词的古今义演变与此同类）。然而，如果以古汉语对译西洋概念，既与古典义毫不搭界，又无法从汉字词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其新义全然是强加上去的，这种对译则谓之“误植”，是汉字新术语创制中的败笔。当然，术语对译中的误植均非偶然，都有其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考察这些原因，或有助于亡羊补牢，找寻误植译名的修正办法；又可为今后的新语创制指引正途，防止新的不确切译名的出现与滥用。此一分梳、辨析工作以往较少进行，而其实是不可回避的，当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古今义无法对应的“经济”
    “经济”是时下的常用术语，“国民经济”、“经济改革”、“经济小吃”不绝于耳际笔端。但考究起来，今天习用的“经济”一词，既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发生意义歧变的词语。
    （一）“经济”古典义：经世济民
    作为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
    “经”本为名词，初见《周易》，指阡陌（田间小路），义与“径”同，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又指织布的纵线；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淮南子·原道训》：“有经天下之气”，这里的“经国”、“经天下”，即“治国”、“治天下”。“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济从水旁，又可释为“渡”，义为渡水。
    “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义传》载，“八王之乱”间，长沙王司马义（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载，时人对殷浩（303-356）的评价：“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袁郊《甘泽谣·陶岘》：“岘之文学，可以经济”，隋代王通（584-617）《中说·礼乐篇》“皆有经济之道”。这些用例中的“经济”，均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唐高祖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的一个文告里，有“经邦济世”短语出现，则是“经济”的扩语。此后“经济”一词常用，如李白《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杜甫《水上遣怀》：“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王安石传》：“朱熹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古时名联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夸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赞诸葛亮治国平天下（经济）的能力。《红楼梦》中贾政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月，不习“经济”。这些文句中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简写，与“政治治理”含义颇近。《元史》卷一七二出现“经济之学”，指经国济民之学，其意为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