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这里准确地使用了“哲学”、“玄学”、“形而上学”三个近义概念。足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们把握了“形而上学”一词的内涵。
    （二）对译中的偏误
    以“形而上学”对译西方哲学术语，后来又发生偏误。
    西方哲学史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有多种流派，其中近代哲学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在《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等书中阐发的metaphysics，指研究超自然、超经验的上帝、心灵以及物质的学说。17-18世纪之间，笛卡尔哲学的继承者被称为笛卡尔主义者，他们分裂为两派：一派发展笛卡尔的机械论自然观，另一派发展笛卡尔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前者主张，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这种思想方法流行于欧洲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英国的培根（1561-1626）、洛克（1632-1704），法国的笛卡尔为其代表。笛卡尔主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采纳伽利略（1564-1642）的物理观，认为外界世界的一切变化和运动都可以用机械论的观点加以解释。黑格尔（1770-1831）在《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三部《近代哲学的第二篇》第一章“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论及“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称“笛卡尔的自然哲学纯粹是机械论的，所以他把一切关系都归结到静止和运动，把颜色、滋味等一切物质差异性都归结到机械作用”[6]。于是，黑格尔把笛卡尔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即“这种哲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指以孤立、静止、片面、机械的观点看世界。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批评的是“这一种形而上学”，即笛卡尔主义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然而，中国某些现代翻译家却笼统地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个外来词推介给中国读者。于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本义为规律、法则、哲学的“形而上学”一词被赋予另一层意思：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特点是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彼此孤立，永远不变；如果有变化，也只有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
    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广为存在的，然而，用“形而上学”一语表述这种思维方式，却颇为牵强，既不能与“形而上”的汉语古义接轨，也无法从“形而上学”四字组战的词形推及出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外因论等等含义。若以“机械论”、“外因论”、“机械主义”一类词语代之，则较为妥当。
    这里不深论“形而上学”一词何时由何人首先译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语，以及译者是否作过必要的界说和词意转化的交代。但这一词语被广泛视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语，与日本人1906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关，日本译者将机械论译作“形而上学的推理法”，其特点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在相当程度上与哲学名篇《矛盾论》的一段论述的广为传播直接相关。《矛盾论》的第一节“两种宇宙观”说：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维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7]
    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批判机械论、阐扬辩证法的名言。然而，这段名言中的核心术语“形而上学”却未能保持内涵的前后一贯。这段话开头讲，“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里的“形而上学”义近《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而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的“玄学”，正是讨论形上之道的学问，现代翻译家曾分别以“形而上学”和“玄学”二词翻译西方术语Philosophy（今译哲学），故《矛盾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的提法是正确的。但以下的论述又称“形而上学”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脱离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及“玄学”的固有内涵，外在地向“形而上学”一词注入了“机械论”、“静止论”、“外因论”等含义。这很可能是受到黑格尔概括笛卡尔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影响，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机械论”、“外因论”。毛泽东常将那些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称为“形而上学猖獗”。这里的“形而上学”已与“形而上谓之道”的古义毫不相干，其新义（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又无法从“形而上学”这一词语的词形中引申出来。
    类似“经济”、“形而上学”这样在对接过程中发生畸变的译词，还可举出一些例子，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但它们已经约定俗成，成为习惯性说法，难以更改。但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指明其问题所在，揭示其在中外语文坐标系上的偏差。这样做，既有利于今人神交古人，也有利于海内外的学术沟通，有助于我辈及后辈更准确地使用概念，审慎地创制新语。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J].教育世界，1905,（96）。
    [2]山崎益吉。横井小楠的社会经济思想·序章[M].东京：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81.
    [3]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G]//严复集：第一册。王栻。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510.
    [5]亚东图书馆。科学与人生观[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3.
    [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8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