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保留“计学”名目，并对计学下定义“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而没有设立“经济学”词目。
    （三）由众名纷纭到定格“经济”
    清末民初economy的译名，有来自日本的经济学，传教士翻译的富国策，中国人自译的平准学、计学、生计学、轻重学、理财学，众词并用，莫衷一是。这些词语多出自古典，如“理财”典出《周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宋以后成为流行语，王安石称当时的患贫，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南宋叶适有“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之论（《叶适集·财计上》）。后来economy译名定为“经济”，与汉译日籍（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劲影响力有关。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开讲“经济学”，使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得以普及。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印日人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此后，1905年王璟芳译日人山山夸觉次郎的《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山夸觉次郎讲述的《经济学讲义》。然而，与其他日源新语迅速在中国传播不一样，“经济”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原因即在于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词形导出该新义。
    “经济学”一词在中国取代其他译名，与孙中山的提倡颇有干系。孙氏1912年8月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论及economy的译名时说：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4]
    在其他场合，孙氏也讲过类似的话。此后，经济、经济学成为economy和economic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延续了一段时间。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882-1982）1914年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马寅初后来的著作，也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等。
    二、“形而上学”的畸变
    以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组创新词，发生偏误的又一突出例子是“形而上学”。
    （一）含义类似“哲学”的“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上学”本是中国现代翻译家在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TametataPhysica（拉丁文metaphysica，意谓“在物理学之后”）确定汉译书名时创造的一个新词，将其作为哲学的代称。这是一个准确的对译。
    该书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第一哲学”的结集，他把物理学称作“第二哲学”。该书之所以名为“在物理学之后”，是因为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编辑亚里士多德这部论“作为有的有”或“有本身”的著作，置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故名“在物理学之后”。中国译者将“在物理学之后”译作《形而上学》，显然受到中华元典《周易》的启示。“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整词，是现代翻译者的创造，然其主要词素却来源于《易？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对于《周易》的这段话，朱熹的诠释是：“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认为阴阳变化的法则无形，属形上之道；阴阳本身有形，属形下之器。可见，中西古哲把具象世界称作“器”或“物”，有具体形象；把具象世界的运行规律、法则称作“道”，在具体形象、器物之上。因此，“形而上学”约指讨论规律、法则的学问。以《形而上学》名亚里士多德的“在物理学之后”，是确切的，既与中华元典的古义相通，也与亚里士多德论著的本义切近，读者能够顾名思义。此外，还有将“形而上学”指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东西，即超经验的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神、灵魂、意志自由等。人格主义代表思想家鲍恩1898年成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柏格森1903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导言》（IntroductionàlaMetaphysique），海德格尔1935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引论》（EinführungindieMetapbysik），都是在此类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些“形而上学”译例，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中国古典义相通，读者可以从“形而上学”词形推导出这种词义来，故亦为合理的译名。
    中国现代翻译家采用“形而上学”一词，直接承袭了近代日本的译业遗产。早在1873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生性发蕴》中已用“形而上学”表述希腊文“超越身体（或自然）”的学问，他还用“超理学”翻译它。西周在同文中说：“超理学家……研究所谓的形而上之理。”20世纪初，留日学生将日译汉字词“形而上学”传输回中国，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已列“形而上学”条目，释文为“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
    民国初年，“形而上学”一直以哲学的同义词使用。如1923年11月13日陈独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刊于《新青年》第三期），在论及社会科学的分类时曾说：“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并在括号内对“哲学”作说明：
    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