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自由秩序、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上，胡适的看法与严复的观点可以说是大异其趣。胡适不同意以国民程度不足尤其是不具备参政能力为借口延迟宪政，也不赞成将自由观念自治能力的培养与民主政治的实践割裂开来，反对先开民智后兴民权、先训政后宪政、先灌输自由观念后实施民主宪政的程序设计。1929年，他在《新月》上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对孙中山以人民参政能力不足为由主张“训政”延迟宪政不以为然，指出这是没有看到民主制度自身的教育作用。
    稍后，胡适进而明确，宪政并非高不可攀，在迈上“宪政”的起始之处宪政即可开始。为此，他还提出了“幼稚园民主说”。他说：“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制度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政治阿斗。”此后，胡适不断重申与发挥这一思想。1937年，他先是发表《再谈谈宪政》一文，支持张佛泉的“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与“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的观点，认为这与其“逐渐推广政权”的说法很接近，重申“我们不妨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不久，他在《我们能行的宪法与宪政》一文中又指出：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逐渐升学上去”，“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这就如同学游泳必须下水，打网球必须上场一样。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下学而上达的程序是不能免的”。
    清末民初，严复、梁启超以至革命派的孙中山都主张民主宪政需要循序渐进而不能一蹴而就，主张在迈向宪政之前要以“强人政治”、“开明专制”、“训政”等以为过渡，在过渡期内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20世纪30年代，又有蒋廷黼、丁文江等人提出“新式独裁”。胡适的观点与他们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民主政治容易实行，故而不是从开明专制过渡到民主宪政，而是“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他在对“民主与独裁的论战”进行总结时又说：“我现在郑重的说明，我近年观察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不容易轻试的。”当然，胡适重点是在强调在迈向宪政的起始之处就实施宪政，而不应以人民程度不具备为借口将民主宪政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
    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
    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严复与胡适的代际区隔与阶段分野更为典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支洛克一孟德斯鸠一休谟、斯密一洪堡一贡斯当一托克维尔一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谱系，还有一支边沁一密尔一拉斯基一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谱系。严复所认同并加以移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思想，而胡适所赞同与推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
    严复倡导经济自由，主要体现在他翻译的、于l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富国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该书的核心思想是表达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志，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人们无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为此他竭力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严复很推崇此书，认为英国的富强与其有着密切关系，斯密氏成书后英国当政者“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严复相信，斯密《原富》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英国与整个西方的富强功不可没，对当时中国来说也是对症良药。
    严复根据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赞成斯密肯定谋利是人之本性的“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并据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辩护，批驳传统义利观：“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也就是说，是不是追求利益与道德水准无关，与“小人‘与”君子“的区分无关。批评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和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类的说法”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严复肯定逐利正当性的思想在崇尚”罕言利“的文化氛围中显得曲高和寡，就是在近代自由主义者中也难觅知音，”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青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称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
    严复明确地表达了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他很赞成斯密”下民之执业治生，可惟所欲为，非其上所得过问“的思想，力主政府要尽量少过问、少干预，尽量任其自然、任由民间发展，”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他主张能够商办的尽量商办，官办的范围应只局限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严复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力主自由竞争，主张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反对官府对经济的垄断，抨击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在对外贸易中，倡导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在近代中国，很少有人像严复这样比较系统而深刻地阐述、宣传过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因此，他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